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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清朝兴起史-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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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歃血共盟”。马虎山民任九,钖头山民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恩绍等,“及东山矿徒”,“不肯降奴,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及其弟李光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奴使六人降之,遇春杀五人,其一人逸”。《明熹宗实录》卷十一。清朝官修的《明史》卷二百五十九也载称:“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
  此后,镇江兵民起义,擒捉驻城游击佟养真父子,金兵往剿,“屯民结聚铁山拒之,奴仰攻,被伤三四千人”。广宁附近山区居民三万余人坚守山寨,拒不降金,复州民集议反金,约请明兵来援。各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开展。
  逃亡,是辽东汉满人民采取的又一主要斗争方式,被掠为俘沦为阿哈的汉人,痛恨金兵的屠杀掳掠,纷纷大批逃走。他们有的逃入朝鲜,待机返明。天命六年五月,“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七月,镇江民又有三万余人渡江,逃入朝鲜。努尔哈赤为此于七月致书威胁朝鲜国王说,“据闻我所获得之辽东之民,多有逃往尔国者”《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务须送还,否则将结仇怨,于朝不利。
  逃往沿海岛屿及渡海入山东的,也很多。天命六年五月,仅山东登州、莱州,就接渡辽左金、复、海、盖四卫官民男妇三万四千余名。毛文龙据皮岛,辽“民多逃岛中”,众达十余万。其他长鹿、石门等岛,也有大量逃民。
  进入关内的兵民更多,天命七年(1622),已多达两百八十余万人。此后,逃者仍然络绎不绝。比如,以天命八年为例,这一年里,沙安峪等四村民众三千人,向明境逃去,清河、岫岩和河,都发生了大批逃亡的事件,复州城民一万八千余丁,欲尽数逃入明境。
  辽东军民还采取了投放毒药等方式进行斗争。不少汉民投放毒药于井水,以药饲养牲畜,放毒于食品中,以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后金刚打下辽阳不久,五月二十六日,便“发觉明人于汗都之各井,投放毒药”。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到海州巡察,坐下吃饭,又发现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毒。努尔哈赤不得不多次下达汗谕,告诫八旗官兵谨慎小心,明确指出,有人投毒于水,在盐中放药,以药养猪出售,谕令官兵不要在买猪当日宰杀,须过几天药毒散尽以后,才能宰食。用水用盐,都要格外小心,仔细检视,对于买来的葱、瓜、茄子,以及鸡、鸭、鹅等,也要谨慎察看,防止中毒。他还下达严谕,命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店主姓名刻于石木上,立在店前,违令不办者,治以重罪。又禁革沿街流动售卖的小摊贩,因为这些人常用毒药谋害八旗官兵。堂堂一国之主,竟要下达这样的谕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可见汉民以投毒来进行斗争的行为,是十分频繁的,已经对后金统治者造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汉民还使用了其他方式,反抗后金统治,有的私藏兵器,违令不交,为起义作准备;有的藐视汗谕,收留“逃人”,清点人丁时又隐瞒不报,对抗搜捕逃人的严令;有的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将,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有的还张贴书文,斥责努尔哈赤是“说尧舜之话,而心是桀纣之心”。
  《满文老档》载录了两条辽东人民反抗斗争的总结性材料,一条是着重讲逃亡的问题。天命九年(1624)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下令大杀“无谷之人”时,曾怒气冲冲地说:“应以无谷之人为仇敌”,因为,“盗牛马而杀者,火焚积谷及村中房宅者,皆系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也。”《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说:“得辽东后,汉人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故发怒而言也。”
  这是得辽东以后第四个年头时的局面,不管汗、贝勒如何巧言劝诱和严格控制残酷屠杀,包衣阿哈和一般汉民,就是不定居,就是要逃走,逃,逃,逃,不断地逃,大批地逃,根本无法控制。
  第二年即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列举辽民武装反抗事例说: 
  我等得辽东之后,不杀尔等,不变动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谷物而养之。如斯育养,不从。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镇江之人,捕我任用之佟游击,送与明国而叛。长山岛之人,捕我所遣之使,送往广宁。双山之人,约期带来彼方(指明朝)之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行,为魏秀才告发。复州之人叛,约期带来明国之船。平顶山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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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辽东军民的抗金斗争(3)
不念我养育之恩,仍向明国,故杀有罪地方之人。若念无罪地方之人,仍居其地,恐乱将不绝,因而移之,带来于北方。带来之后,住宅田谷,悉皆给与而养之。虽如此育养,仍放入奸细,受其劄付,叛逃而行者不绝。今年,川城之人,耀州之人,以被令带其户来,遣人往明国,约期率兵前来。彰义站之人,以明兵来时将棒打女真,而准备棍棒。又鞍山、海州、金州、首山,其周围各堡之人,皆放入奸细,约期引兵前来携之而去。《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
  这次汗谕,清楚地表明了辽东军民武装斗争的普遍性和连续性,从全军进驻辽东开始,斗争就风起云涌,连续不断,迅速扩展,遍及后金整个辖区。
  尽管斗争十分残酷,满汉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成千上万的起义逃亡者,惨遭屠杀,妻儿为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鲜血没有白流,满汉人民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辽民大批逃亡,武装反抗,形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影响了财力、物力和人力,威胁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也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推行“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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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各守旧业”(1)
“各守旧业”,是金国汗、贝勒进驻辽东以后对汉民采取的重要政策,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以后,它延续、演变为“民复其业”,对安抚汉民、稳定全国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各守旧业”的“业”,是民间习惯用语,用来称呼“百行百业”、“各行各业”的业,泛指农、工、商等各方面。
  努尔哈赤多次对辽东汉民宣布“各守旧业”政策。最早的一次,是在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四月初一,即攻下辽阳后第七天,谕劝海州、复州、金州民归降时,正式提出来的。他下达汗谕说:
  攻取辽东城(辽阳)时,吾之兵士,死者亦多。如斯死战获得辽东城之人,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尔等海州、复州、金州之人,岂如辽东之攻战。尔等勿惧,……多肆杀戮,能得几何,瞬时亦尽矣。若养而不杀,尔等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
  同年五月初五,第二年七月二十八,第三年四月十二、六月十五,以及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又多次宣布和讲述“各守旧业”政策。从这些汗谕和督堂的告示,表明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后金汗、贝勒实行各守旧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统治秩序,稳定境内局面,安抚、控制辽东汉民,征租敛赋佥派力役,而并不是为民着想,让辽民安居乐业,保障他们的田园财产。汗、贝勒拥有精兵十万,能对辽民大肆屠杀,可是总不能全部杀光,尽杀以后,虽能席卷辽民所有财产,掠得大量金银财帛土地房宅,但以后怎么办?抢来之物,能用多久,“瞬时亦尽矣”。民皆杀戮,谁来耕田,谁来建造房屋,谁来贩运货物经商行贾,谁来栽植果树养花种菜,谁来养猪饲羊牧马放牛,米谷从何而出,菜蔬由何而生,棉衣从何而产,肉禽蛋瓜果从何而至,衣布又由何而成,就会如努尔哈赤所说,将辽沈人民的劳动果实——“口粮”,全部丢弃了,而各守旧业,让辽民继续耕田种地,修建房宅,贩运货物,却能获得“长远之利”,能够长期征收国赋私租佥民赴役,永取于民。
  清朝兴起史第七章“各守旧业”与“计丁授田”第二,这项政策,保护归顺新汗的汉族地主、官绅和财东的利益,对劳动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各守旧业”政策,强调各自保有自己的祖业(如田地、房屋、店铺等)。过去这些田宅为谁所有,今日仍旧物归原主,不得变更。辽东地区,本来贫富已很悬殊,广阔田地,主要为地主霸占,正如努尔哈赤所说:“昔日尔等明国富人,多占田地,雇人耕种,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有田谷,买而食之。”金军进驻以后,汉族地主豪绅,既怕新君没收庄田霸占祖产,又怕劳动人民乘机反抗,夺取土地,抗租不纳,惶惶终日,坐卧不安。现在实行各守旧业政策,后金不没收民田,各人保有原来所有的产业,他人不得侵占。这首先是禁止佃农、长工、劳苦农民侵占田土,已经占取的,必须退还田主,尚未占夺的,不准再占。
  当时,汉族地主、官绅和富商大贾,不少人死于战乱之中,许多人逃入关内,出现了大量的“无主之田”、“无主之宅”、“无主之谷”和“无主牛马”。仅在辽阳地带,以及辽南金、复、海、盖四卫,无主之田就多达一百八十万亩,与明朝嘉靖年间辽阳五卫、沈阳中卫和金复海盖四卫屯田额数一百九十四万余亩,相差无几,为辽东都司二十五卫军屯总额三百一十六万二千亩的一半,可见,相当多的汉族官绅地主遗下了大量的“无主之田和无主财谷”。兼之,此时金军新入,统治还不巩固,八旗官兵主要聚居大城要塞,边远州县,尤其是乡村,戍兵很少,很多屯堡村寨,后金政权的势力还未达到,正是“叛、逃甚多,乱”的形势,这为贫苦人民夺取田地财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农民占耕地主庄田被迫退回原主的直接材料,但下述一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天命六年(1621)九月初八日,努尔哈赤谕令副将刘兴祚说:“查明盖州、海州属下无主谷、草,从速计量,给与我等兵士。”十六日谕佟驸马说:“佟驸马,尔告八游击、二都司:无主之谷、草,从速调查处理,征取送来,给与未给饲料之马。此事若不从速料理,无主之阿哈,将擅自卖尽矣。”又谕令新城游击说:“边境各处无主之谷,与其弃之,不如令欲取之人拾取。”《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六。
  这三次汗谕,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出现无主之谷、草的地区相当广泛,不只是盖州、海州和新城,而是整个辽东地区。因为,佟驸马是努尔哈赤委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总兵官佟养性,八游击、二都司是进驻辽东以后新任之官,专门具体负责辽民之事,汗命他们清查无主之谷,就是让他们在所有汉民地区进行这一活动,足见出现无主之谷的地区是何等广阔。
  其二,出现了相当多的“无主之阿哈”。这些“阿哈”就是汉族官绅地主的家内奴仆和穷苦佃农、雇工。汗谕未指出具体地区,而是命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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