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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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那张大麻点的脸面吗？朱元璋大喝一声，下令斩满门灭九族，从此，热热闹闹的一条巷子仅存下七户人家！
今天，七家湾已繁衍到有七十六块门牌号码了。七家湾的大事中老是离不开“七”。一九八四年普查“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时，七家湾居民委员会填报了十七张登记表。两年多后我来这里采访时，当事人只剩下了七个！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啊，每一个老人的口中，诉说的是十家八家的血泪。每一户人家的悲哀，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
我叩开了他们记忆的门。
（一）这是位胖胖的壮汉子，圆脸，花白的头发，六十六岁，住七家湾三十二号，小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两把木椅和一张方桌，桌上点着三支香。他是南京市五金三厂的退休工人。叫袁昌华——
我当时住难民区大方巷十号，七家湾那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大部分都躲在大方巷十号，那是个大院，屋很多，现在还在，你可以去看看。我们住多长时间？我家在这里住了六代人了！你不问这个？问难民区，在难民区住了四个多月。那时我十七岁，挑担做小生意，上午卖糯米饭，下午卖糖芋苗。我记得最凶的是冬月十四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进来十几个日本人，毛胡子，都有枪，吓人呵！那天下大雪，我一看不好，就跑到三楼顶上的晒台上躲起来。我们有十几个小伙子都躲在楼顶上。日本人怕滑不敢上来，他们穿马靴，底下是铁钉，滑一跤要命！一个皮匠倒了楣，抓去杀了。我的叔叔袁文才也是那天被抓走的，抓走也死了。我祖母见小儿子抓去了，东找西找找不到，急死了。
那天抓去不少，被杀的人很多，有三四十个，姓曾的，姓薛的，姓沙的，姓夏的，姓季的，姓李的，姓杨的，多啦！
（二）这是个清瘦的老太太，穿一件卡其蓝布衫，花白短发，人很精神，她六十三岁，住七家湾三十二号，叫夏春英——
我家那时也躲在大方巷十号。我伯伯夏松波没有去，和姓沙的老夫妻两个守在鸭子店里。日本人进来要花姑娘，刺刀对着伯伯的胸口，我伯伯吓得直发抖，日本人哈哈大笑！
伯伯没死，我大哥死了。就是冬月十四那天，我嫂子躲在金陵女子大学里，穿大褂，戴礼帽，脸上抹灰装男人。小侄女跟着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大哥叫夏春海，那年三十岁。什么模样？中等个，脸长长的，一脸都是蝴蝶斑，他在汉中门外宰牛的。太阳快到中午的时候，日本人进来，看到年轻的男人两个一双捆住就押出去。还有前面牛首巷姓李的一个阿訇，才二十出头，刚刚新婚，和我们住一个房间，矮矮胖胖的，也押出去了，与我哥一起捆去的，押着往下关的江边走。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背着侄女儿追着喊着叫儿子，日本兵用枪捣我妈，哭死也不睬。可怜我哥后来死在江边，那年我嫂才二十三岁。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2）
说起来伤心，每年到冬月十四，我妈就哭着想儿子，哭了几十年。她活了八十六岁，刚死。
（三）这里是七家湾六十号，他坐着小凳子剥毛豆，嘴里叼着香烟，边抽边咳嗽。他六十二岁，在省话剧团搞舞美，花白的分头，长方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的花镜，这是伍贻才——
我是老巴子（南京方言，排行最小的孩子），那年才十二岁。我的三个哥哥和母亲去难民区了，我和六十多岁的父亲看家。日本兵常进来要花姑娘，要香烟，我害怕，过了三四天也躲到难民区了。
隔了四五天，邻居沙老头来告诉我妈，说“老头给日本人刺死了。”我们回家一看，老父亲穿着黑袍子仰天躺在巷子口，棉袍上一块块血都硬得邦邦响了，前胸刺了四刀！邻居说，那天鬼子吃了酒，找父亲要花姑娘。父亲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日本兵就把他拖到巷子里，一刀刀地戳他。我们四个儿子把他抬到五台山，从塘里抬来水洗净了他身上的血，用白被单包着埋了，大哥找了块木板插在上面，用毛笔写的字：先父伍必成之墓。
唉，五十年了。
（四）她六十五岁，也住七家湾六十号。花白的头发梳洗得很光亮，浅灰色的大襟上衣也很挺括，白皙的脸上有几点出天花时留下的疤痕，她很健谈，说话像连发的冲锋枪，她叫兰桂芳——
那年我十七岁，二十二天时间我家死了三代四口人。我外公被鬼子放火烧死；姐姐兰桂英坐月子吓死；小外孙没奶吃饿死；老公公见媳妇、孙子死了，也急死了。
我在五台山难民区看到日本兵刺刀尖上挑着小孩还哈哈笑。我们后面一家姓马的卖盐水鸭的没有走，女人躲在柴火背后，日本兵看见摇篮里躺着个小孩，逼老太太要小孩的妈妈。老太太说：“小孩妈妈死了！”日本兵抓起几个月的小孩扔进水缸里淹死了！马家的小叔子和侄子也是给日本兵用枪打死的。
日本投降后，叫日本兵挖秦淮河，给他们吃发霉的米饭。这时我不怕他们了，我常去看。休息时有人骂他们，恨他们。有的日本兵说：“我不杀人，我也有父母孩子。”有一个日本兵哭了：“我是被抓来的，我也是人，我没有杀中国人。”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不信！
（五）灰衣黑裤，满脸皱纹，细眉毛下的眼珠子呈灰蓝色，花白头发烫成微微的波浪形，鼻梁不很挺，耳坠上金光闪闪。她六十八岁，叫陈玉兰，住七家湾五十一号——
日本人来时，我女儿红珠生下才四十天，住在上海路难民区。红珠爸爸是第二三天抓去的。叫什么名字？叫周汉成。这个死鬼不听我话。大院子里有几十个人在晒太阳，我叫他：“周汉成，进来，外面在抓人！”他说：“怕什么，我们是好人！”话刚说完，两个日本兵进来了，皮靴喀喀响，日本兵用手指着一个一个地拖出来，又一个一个地用麻绳扣在脖子上，院子里抓了七八个。我在门缝里看到的。出去？我哪敢出去？出去也给我一刀！这死鬼进来过一次，穿了件羊皮袍子又出去晒太阳了，进来不出去就没事了嘛，也是该死！他拖出去时连礼帽也没有戴。啥样子？中等个，瘦长脸，那年二十三岁，是印信封的。啥时候？中午，还没有吃中饭。
抓去的人都没有消息，听说都在下关一起扫了！他死了，我苦了，拖着个娃儿糊日子，说不完的苦水呵！
死的何止我家一个，我弟弟小狗子到娃娃桥去找我妈，抓去音讯全无。那时电线杆上吊着死人，有跪着的，倒下的，五花大绑的，各式各样死的，不得了！以前我连树叶子掉下来都怕。见鬼子我个个恨！奸盗杀抢，都有他们的份！
（六）花白头发和花白胡子的汪昌海手里拿着一把雪亮的刀，白衣服上血迹斑斑，他正在割牛肉。他的肤色和鲜牛肉差不多，紫红色的，健康。他六十四岁，在小吃部当厨师——
进难民区两个礼拜了，日本兵把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夫喊去当伙计。中午回来，他们很累。我拿两个银角子去打酒，走到中国国货公司（现在胜利电影院对面），来了五个日本兵，没头没脑朝我们刺来，酒瓶打碎了，我倒地了，一摸嘴上都是血，牙齿掉了半个，嘴唇刺通了，日本兵笑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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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湾的七户人家（3）
后来烂了，流臭水，吃饭喝水都往外淌。有一天我在路上捡了一盒润面油，涂涂好了。但不能笑，一笑，就又崩开了，过了半年才好。五十年了，喏，你看，现在还有疤。
（七）一双小脚，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眼眶红肿，淡蓝的对襟布衫外面罩一件黑毛背心。她叫赵温氏，八十五岁，住七家湾四号——
我三岁搬来，在这里住了八十二年了。七家湾给日本人杀死不少。草桥清真寺里有七八个，难民区大方巷十号抓去一百八十六个，七家湾的有三四十。怎么知道的？我一个一个地数，记在心里的！卖牛肉的姓季、姓夏的都是抓去的。还有一个姓金的，当时骗去的，说出去做工，会回来的。我老头赵文亮也被抓去了，那年他四十六岁。他被抓了三次，放了三次，第四次抓走就没有回来。干啥的？扇子上画画的。
我们那一个房间里住三十一个人，七户人家，大地铺。有个姓沙的人聪明，日本兵来了，他钻到一个麻包里，姓李的一个麻子一屁股坐在麻包上，所以没有被抓走。一个骑马的日本兵在我身上掏，掏去了十几个银角子，吓了我半死！
你说我记性好？恨！当然记得！居委会开会，老头老太一起回忆，都哭。
我离开了七家湾，我怀念着七家湾。那一张张饱经忧患的脸时时在我眼前浮现。老人们诉说的这一切，年轻人是没有听说过的。我挨家挨户采访的时候，好几个中学生跟着我，他们感到新奇，他们感到震惊。
这是一条小巷，这里是一个世界。
。。
焚毁与洗劫（1）
经过血洗的南京城，又经历了大火和翻箱倒柜的搜索。
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中山路上的一个镜头。
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三三两两地站着、蹲着或坐着悠闲休息的日军。他们的身边，是一捆捆、一包包洗劫来的物品。画面中间，停着一辆马车。车上的物资太重了，马鞍上的绑带紧紧勒着马背和马肚。那两匹马大概也感到运输抢劫来的东西是不光彩的，它们耷拉着头。
右侧有一辆卡车。车上站着七个日军，不知是已经卸下了抢掠来的物资准备暂时收兵，还是准备再次出发去进行新的掠夺？最生动的是画面前景的四个日军了。一个戴钢盔的日本兵骑着一辆不知是哪里抢来的自行车，车架上夹着一大包不知什么东西。由于很重，他弓着身子用力蹬着，轮胎气不足。和他并行的一个日军将钢盔撂在背上的一个白色大包袱上，右肩斜挎着步枪。大包袱中不知抢了什么好东西。他很累，弯着腰，但似乎很兴奋。另外两个日军合作得很好，前面的一个笑嘻嘻地用右手抓着背上的一大袋东西，左手拉着一根绳子，绳子系在一辆童车上。后面的一个日军也背着一个大包袱，他用右手推着童车。童车太低，他只得弯着腰推着。四个小轮子承受不了车上重载的物品，轮子歪斜着，极不愿意地在柏油马路上咔啦咔啦地滚动。中国的儿童太可怜了，连童车也被侵略者用作抢劫的工具了。也许，乘过这辆童车的婴儿，已和他的父母一起倒在血泊中了。
童车后面还有一辆自行车，我们在照片上只见到前面的一个轮子。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只是照相机镜头能摄入的一角。这是日军的记者们自己拍摄的精彩而生动的实录。
在没有被镜头摄入的下关码头上，那里堆积着山一样的物品。每天，大批卡车尖叫着喇叭满载各种东西运到这里，物品上拴着布条子或贴着一张张白纸，写着日本国的收件人姓名和抢掠者的名字。
血水和泥水混浊的江面上，停泊着好几艘飘着太阳旗的军舰和商船。黑洞洞的船舱像一张张嘴，吞食着日军抢掠来的大箱小包，还有机器、沙发和大批大批的红木家具。一船船的财富是一船船血液，它给疯子和狂人注入了一管兴奋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