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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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还未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挂断了。等李雪峰打通电话，那边说：“少奇同志坐车子已经走了，到你那里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诧异：只有他去见刘少奇的规矩，没有中央领导人到他这里来接他的道理。
在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陪同下，刘少奇到了建工学院。事前，刘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
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最后讲了话：
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责任，谁的就谁负责。
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刘少奇临走前，提出第二天还要来听意见，听两方面同学代表的意见。
3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把“八一团”、“革命团”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又找来两派的普通同学，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耐心做工作，希望他们两派学生不要对立，而要团结起来，共同把运动搞好。
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却是越来越紧张。
毛泽东的态度也越来越鲜明，语气也越来越严厉。
4日，刘少奇参加了全会中南组讨论。
对前一段的工作，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情。
他说：
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8）
刘少奇没有想到，这次全会后，他真的下台了。
但他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准备。
4日下午，本来通知说是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全体会议。当代表们到达会场后，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开全体会议了，改为小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尖锐批评工作组问题，并对前一段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同时也含沙射影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毛泽东越说越气愤，眼看着又要牵连到别的人和单位。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再次对派驻工作组承担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当叶剑英汇报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有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个会场顿时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来了一个晴空霹雳。
平地一声惊雷起。
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刘少奇对此并不知情。这天，他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回到家里，周恩来打来电话：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6日，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回北京参加全会。当晚，林彪乘专机回京，直接进入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7日，全会向与会人员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连续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批评，与会者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不是无所指的，而是直接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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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9）
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了向，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受到批判。
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动合法化。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全面推向全国、推向深入。
对这一决定，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
接着，会议就转入了对毛泽东的“大字报”的讨论，连带着，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批判。
刘少奇在会上频频作检讨，承担责任。他在一份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
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绝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分组讨论的一天，刘少奇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休息时，当着众人的面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
刘少奇明白这位老大姐的意思：她是信任和尊重刘少奇的。
刘少奇平静地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8月11日、12日，林彪的妻子叶群两次找人，指使他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14日，林彪把这份材料通过江青转送给毛泽东。
这表明，不仅仅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批评，来自党内的冷枪暗箭，也开始纷纷射向刘少奇。
会议结束前，毛泽###然提出要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这是原定的议程中没有的。与会人员没有什么准备。
12日，全会进行表决，补选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为七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次增加为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中国人是很重视座次排列的。排位名次的先后，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
刘少奇从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其后就只称林彪为副主席，其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林彪就成为了毛泽东当然的接班人。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承担责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并请求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职务。
实际上，刘少奇不请辞，他也不会在一系列决策性问题上有什么发言权了：由于这次会议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之后就根本不可能再参与中央的日常工作了。
此时，已是狂风乍起，山雨欲来风满楼。
刘少奇只有在痛苦中反思的权利，只有检讨和被批判的权利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形势更加恶化，一片大乱。尤其是毛泽东六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造反派”的大规模活动愈演愈烈，席卷全国。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的海洋：红旗飞舞，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挥舞着红宝书，口号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顿时一片欢腾……
这是刘少奇降职后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时，他默默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默默地点燃了一根烟，默默地吸着。
当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时，刘少奇同他攀谈：“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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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10）
伍修权无话可说，无奈地笑了笑，走了开去。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集中精力对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反思，写检查。
9月中旬，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努力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口径，检查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方向错误”：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