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30所中国名校-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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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2）
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学奠基仪式隆重举行，1912年3月11日学校建成开幕，港督卢押亲自主持开幕礼。香港大学成立后，他还兼任了首任校长。
曲折发展路
香港大学在创立时，港督卢押曾提出“为中国而立”的主张。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不适宜接触西方的人文价值观，所以在最初，香港大学模仿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制度，重理工而轻人文，因此只设三个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及文学院。1916年12月，学校举行了第一届毕业礼，有23名毕业生及5个荣誉毕业生毕业。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港英政府认为需要认识中华文化，于是便邀请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到文学院开设中文学院。到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香港大的学术水平已在国际社会上占一席位。1939年，学校增设理学院。从20世纪50年代起，又续增设建筑学院、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等。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香港大学也被迫停办，许多建筑都遭到日军的轰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校才于1946年10月复校，并开始进入较快发展时期。为适应人口的急速增长，学校相继提高招生人数及聘用更多高素质的教师。1961年，学生人数为2000人，是1941年的四倍。1989年后，由于政府推行大专教育本地化，大幅增加大学学位和课程种类，从而使得香港大学的学生人数倍增，至2001年已有学生14300名，课程也多达100多种。
如今，香港大学是已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专业包括文科、理科、社会科学、教育、口腔、医学、建筑、工科、法律等，有10个学院。
目前，香港大学拥有在校学生两万余人，其中研究生占近三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香港大学在教学培养方面与内地大学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尤其是在语言上，除中文系的科目、日本研究学系的日文课程、教育学院的言语及听觉科学课程和中文课程、法律学系的中国法律课程及中医课程外，其他所有课程均用英语教授，平时授课与笔试也基本采用英文。在教学理念上，学校注重发掘学生的才智及个人潜能，促进其全面发展；注重提高学生的语言及沟通能力，进而以达到开拓终生学习的机会，使其更能适应社会及工作环境的急速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生源方面，香港大学一直是“身价”颇高的学校。由于在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前，香港大学是全港惟一的高等学府，因此其学费昂贵、门坎也较高，又有“贵族学府”之称。另外值得骄傲的是，香港大学长期以来都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经费比较充裕。如在建校后不久，著名华商吴履卿就捐款创办解剖系；1917年，华商陈启明捐款5万元建筑病理学院舍及设备；华商何福、何甘棠各捐5万元发展生理学及热带医药。
2005年5月7日，著名富豪李嘉诚先生及李嘉诚基金会更是向学校捐款10亿港元之巨。
国际影响
经过长期发展，香港大学在综合实力上有了很大提高，国际影响也在随着香港自身的发展而日益扩大。2000年，《亚洲周刊》将其列为亚洲最佳大学第三位；2005年，在英国《泰晤士报》公布的全球最佳200所大学排行榜上，香港大学名列第41位。作为一所国际化大学，学校每年为校内10％的学生提供到海外学习的机会，与世界90多所院校开展学生交换计划，与全球300多所院校及科研机构进行教研合作。
师资力量
学校师资力量相当雄厚，有教职员1100多人，绝大部分教师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另外还有1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系科
香港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非常齐全的学府，目前设有十所学院，分别为建筑学院、文学院、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牙医学院、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其他教学单位包括研究生院、专业进修学院、数码港学院。此外还有校外###、亚洲研究中心、计算机中心、电子服务中心、电子显微镜中心、语言中心、博物馆及附属医院等一系列教研单位。其中，比较著名的学科有经济、管理、工程、医学等。
硬件设施
学校校园本部座落于香港岛西部的薄扶林道以东、般咸道以南、罗便臣道以西、龙虎山以北，占地约16公顷。在校园内，有各种先进的硬件设施。更值得关注的是，香港大学的学生宿舍堂非常有特色。目前学校共有13所住宿舍堂及3所非住宿舍堂。这些宿舍堂是由著名人士捐赠或为纪念名人而命名的，如何东夫人纪念堂、利希慎堂、利铭泽堂、利玛窦宿舍、李国贤堂、圣约翰学院、施德堂、太古堂、大学堂、伟伦堂、马礼逊堂、李兆基堂及孙志新堂等。又由于学校环境优美，许多建筑历史悠久而古雅，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广大海内外游客来港必到的观光点之一。
大家英才
在香港大学的历史上，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人士也曾在此活动，著名的有：孙中山、张艾嘉、吕炳强、施育晓、施丽珊、何国良、何洁云、许鞍华、陈方安生、李柱铭、余若薇、任志刚、俞宗怡、范徐丽泰、梁爱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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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3）
功勋校长
卢押（香港第十四任总督）：1910年—1912年；
仪 礼：1912年—1918年；
乔 丹：1918年—1921年；
康 宁：1924年—1937年；
邓 肯：1937年—1949年；
赖廉士：1949年—1964年；
纽鲁斯：1965年—1972年。
（以下为华人）
黄丽松：1972年—1986年；
王赓武：1986年—1995年；
郑耀宗：1996年—2000年；
戴义安：2000年—2002年；
徐立之：2002年至今。
校训
中文校训：明德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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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1）
综合评估
名气指数：★★★★★
实力指数：★★★★★
发展指数：★★★★★
历史渊源
号称“江南第一学府”的复旦大学坐落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它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海内外的全国重点大学。
复旦大学的创立
复旦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中国第一所民间人士及教会兴办的现代大学——上海震旦学院。清光绪二十八（1902年）初冬，上海南洋公学（即今交通大学）发生了“墨水瓶事件”，学生集体退学。在蔡元培的介绍下，部分学生向中国近代著名的天主教学者、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马相伯求助。马相伯是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出生于1840年，这一年恰好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拉开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那一年。可以说他的一生历经了中国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时代，见证了祖国的屈辱和灾难。年幼的马相伯从小就喜爱学习，经过20年刻苦研读，1870年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37岁时，马相伯抱着一腔爱国热忱离开教会，先后到日本和高丽作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也曾受李鸿章之邀，为其招商局及创办海军出谋划策。由于他给清廷提出过的不少建议都未被采纳，使得他一时心灰意冷，于1901年退隐沪西土山湾。隐居期间他痛定思痛，意识到“自强之道，以培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校为先”。于是他决心在中国兴办新型教育，培养救国救民人才。
1903年，64岁的马相伯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的闲置房屋创办了学院，并采用公元前印度对中国的旧称，将学院命名为“震旦学院”。八卦中“震”表示东方，“旦”则形象地表示太阳在地平线升起，“震旦”意即中华曙光。为了办学，马相伯把祖遗松江、青浦两处的耕地3000亩作为学校基金，又捐出银元4万元，还变卖了价值10余万元的英法租界地内的8处产业，用来在卢家湾购置土地，建造校舍。马相伯捐献了全部家产，终于得偿了他“毁家兴学”的夙愿。马相伯在办学问题上可以说是倾其所有，但对自己和家人却非常的节俭，即使是最受宠爱的孙女马玉章小时候想向爷爷要二个毫子都很不容易。在马相伯之子亡故时，亲友故旧曾凑了1万元为马玉章母女安排生活，马相伯却将这1万元也捐出来办了启明女中。
震旦学院创立之初，马相伯郑重宣称：“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他认为当时的八股文是“奴隶之学”，西方的格物穷理为“自主之学”。学院成立后，马相伯亲自担任监院（即院长），主持教务，并不顾六旬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还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作为教材。马相伯本人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毁家兴学并要借助教会力量的支持，但他却一反当时其他教会学堂以宣扬教理为主的作法，规定震旦不讲教理。另外在管理方面，震旦学院实行学生自治制度，迥然不同于当时为官僚所统治的大学堂。从震旦学院走出来的著名人士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郎西、张鼎丞等。震旦学生具有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所以可以认为震旦学院是一所从封建统治中脱颖而出的新型民主学校。
由于震旦学院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不讲教理，终于触怒了耶稣教会，导致耶稣教会于1905年3月7日强行夺取震旦学院。此举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并以集体退学的方式坚决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学生的正义行为得到了马相伯的支持，马相伯带病在召集离散学生的大会上，慷慨陈词，提出复校的主张。复校工作得到了社会知名人士张謇、严复、熊希龄、袁观澜等的同情赞助。最后，在两江总督周玉山资助下，复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马相伯决定重新恢复的学校不再用旧名，而改名复旦公学。“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既有“复我震旦”的意思，又暗含“复兴中华”的深远意义。马相伯以此为校名，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1905年5月27日，私立复旦公学成立。
复旦公学初创时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既没有校址，又缺少经费，教员更是极为紧缺，马相伯为此四处奔走。为解决缺乏教师的问题，66岁的马相伯亲自担任法文教授。复旦成立之初，马相伯认为“西学自有体用，如果只抓它的用，不顾它的体，就不过徒袭皮毛。”因而采用“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的方针，使得教学方面比震旦以及其他高等学校又前进一步。学校设有经学、政法、文、商、格致、工、农各科，教师都本着“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教授学生。课余还组织了各种“研究会”和“讨论会”，出版墙报、校刊、学报、年鉴等。行政管理上仍采用学生自治制度。当时日本的《大阪新闻》曾评论复旦公学为“革命的学校”。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称赞复旦学生“最富民主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