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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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秩序。但现代政治制度对自治理念、结社权利的尊重，又会使传统的江湖帮会得以华丽地转身，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有相当的生存土壤，这就是无论美国、日本、韩国还是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黑道”不但能生存下去而且能活得不错的原因。在公权、私权畛域分明的现代社会，“黑道”能在法律框架下和官方和平共处，官方亦默认这种现实。
■ 江湖的消失
然而，无论是帝制时代的朝廷，还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民选政府，对“江湖团体”的存在不得不接受的无奈处境，对1949年成立的新政权来说，根本不算个问题，因为新政权对全社会无远弗届、无所不及的全能管理方式，使独立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
在农村，政府通过“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使人数最为庞大的农民变成真正的“编户齐民”，牢牢地被控制在土地上。而在城镇，政府通过“单位体制”以及粮票、布票等票证制度，将几乎所有的城镇居民控制在公权力之下。
无论是农村和城镇，几乎没有了“流民”、“游民”的生存空间，游离于国家公权力之外的社会空间被挤压乃至消灭。正常的民间组织（即现代社会所言的“非官方组织”，NGO）都难以生存或者以公权力的附庸形式存在，那么那些江湖帮会、会道门更加不可能生存了。连“社会”都没有了，哪还有“黑社会”？
这一看上去纯净无比的状况，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发生改观。改革开放不仅是生产力的解放，也促使了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人民公社不存在了，土地承包到户，尽管还有户口制度，农民只能暂住在城市，但人数众多的农民毕竟可以进城打工；城镇中的“单位体制”也式微了，公有制单位不可能包揽所有人的饭碗，流动人口增多，人们择业的自主权增加。
如此，中国被冷冻三十年的“社会”又解冻了，并获得了重新发育的机会。公权力对社会无所不包的全面控制已不可能，在对社会的管理上，必然是“国退民进”。如此，中国大地又有了“江湖”存在的土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增多，便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现象。对这一变化，不可简单地视为“残渣泛起”，而应看成和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一样的社会多样性，也应该相信在现代法治框架下，能将其负面作用控制在最低。“水至清则无鱼”，一泓湖水如果没有品种多样的鱼鳖生存，这湖水一定是像死海那样，看起来不管多么清澈，但含盐量过高，甚至是有毒的。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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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永远的最高点
《看历史》特约撰稿┃骆姗
1924年6月8日，经验丰富的英国登山家乔治·玛洛里和来自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的安德鲁·欧文试图登上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顶时丧命，人类首次冲击峰顶以两条生命的消逝告终。这是玛洛里的第3次珠峰之旅，也是英国登山队的第3次。
在此之前，1921年，英国登山队在队长哈瓦德巴里的带领下，首次从我国西藏境内攀登珠峰，他们没有越过北坳顶部，宣称只到达6985米的高度，这次行动被称为“侦察登山活动”。时隔一年后，英国第二支登山队带上氧气罐，沿着哈瓦德巴里的老路线，越过北坳到达8225米的高度，最终有七人因雪崩死亡，登顶行动告败。
玛洛里丧生的这一次，他们距离峰顶只有米，跨越这段高度，人类用了29年。1953年5月29日，34岁的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作为英国登山队队员，和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一起沿东南山脊路线登上珠峰，这个只有两人的登山队被载入历史，成为第一个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队。
人类在1909年和1911年先后征服北极和南极之后，登顶世界“第三极”珠峰便成为了宿愿。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无论对生活在山麓两端的我国藏族同胞还是尼泊尔人来说，都是神圣之地，被称为“圣女峰”、“萨迦玛塔（Samarghata，尼泊尔词义为天空之神）”
尽管千百年来珠峰一直静静地矗立在喜马拉雅山麓，但它首次明确出现在地图册中却是仅仅300来年的事情。18世纪初，清朝进入康熙盛世，康熙皇帝眼见国力渐长，决定绘制全国地图，于1714年和1717年先后两次派出理藩院主事胜住、喇嘛楚尔沁藏布和兰本占巴三人对西藏地区进行勘测，在后来完成的《皇舆全览图》中珠峰以“朱母朗马阿林”（阿林，满文“山”）的名字现身，这一名称被法国地理学家昂维尔以“Chomolangma”为引用，记入了自己1733年在巴黎出版的一份地图中。
正如英国人前后花费32年才登上珠峰山顶一样曲折，珠峰的名字和它究竟有多高，在历史上也不是一帆风顺就确定的。在西方文献中，珠峰亦被称作额尔菲士峰（Everest），这个名字被周恩来总理1962年访问尼泊尔时点名不喜欢，直言是英国人强加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19世纪之前，安第斯山脉一直被西方认为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脉，绝大多数欧洲人都不知道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1808年，英国基本征服印度后开始对印度平原做测绘，以确定自己统辖的范围，顺便试探未知的兴都喀什、帕米尔乃至中国西藏地区。英属印度测量局人员从印度南部一路缓慢出发，到1830年代才到达喜马拉雅山麓，彼时尼泊尔担心被英国占为殖民地而拒绝他们入境，但这种拒绝并没有毁灭英国测量这片广袤大地的野心。
1847年11月，英属印度测量局局长安德鲁沃通过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Sawajpore观测站发现了一座极高的泛射白光的冰山。作为一名极富野心又勇于挑战的测绘人员，安德鲁沃1849年派手下尼科尔森勘测这座冰山的高度。由于没有考虑到光线折射而扭曲的高度，尼科尔森测算珠峰的高度为9200米，这让珠峰超过当时所有的山峰，晋升世界第一峰。
这个发现让整个测量局感到兴奋，在尼科尔森患上疟疾后，安德鲁沃带人又继续测算，1852年宣布山峰的高度是米，这是珠峰首次被确定为世界第一峰。在他的提议下，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于1865年将珠峰命名为“Everest”，以纪念他的前任、首次测量喜马拉雅山脉的英国人乔治·额尔菲士（George Everest）。
当哈瓦德巴里的登山队到达珠峰脚下时，他们已经知道了珠峰的真名，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拒绝根据当地居民的习惯而改名，“额尔菲士峰是例外，必须维持我们熟知的欧洲名称。”在国力雄厚的英国面前，无论是当时的尼泊尔还是中国政府都难有发言权，所以“额尔菲士峰”一直出现在地图文字记录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我国内务部和出版总署发出通报，指出“额尔菲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
除了给珠峰正名，我国政府自建国起还将“精确测量珠峰高度、绘制珠峰地区地形图”列入国家最有科学价值的科考项目之一。1954年，印度测量局再次来到珠峰，在1852年的基础上测定珠峰为米。1960年5月25日凌晨，我国珠峰登山队在突击组长王富洲的率领下，首次从北坡国境内登上了峰顶。15年后的1975年5月27日，我国登山队携带测量觇标到达顶峰，两个月后的7月23日，政府向全球发布消息，精确测得珠峰的海拔高程为米。
此后，尽管包括尼泊尔等部分国家认为珠峰海拔8850米，但米的高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2005年，国家测绘局再次组织开展珠峰测量工作，最终认定它的新高度为米。尽管高度减少了米，珠峰仍然是世界第一高峰，等着人类的一次又一次征服。■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何家村窖藏文物展 开放时代的遗宝（1）
《看历史》特约撰稿┃小六
从2010年4月6日起，陕西历史博物馆将常年展出《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这是“何家村遗宝”自1970年发现以来首次大规模集中对外展出，其中包括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和鸳鸯莲瓣纹金碗四件国宝。齐东方说：“这批文物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工艺和美术发展的最高峰。”
进入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展厅，正中间的位置，陈设着两只不起眼的灰色陶质大瓮和一只提梁银罐。很难想象，上千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就是放在这里，埋藏了上千年，直至1970年的一次意外发现。
■ 四十年前的意外挖掘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70年10月5日，陕西省革委会打电话给陕西省文化组，相当于现在的文化厅，说是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省公安厅下属的一个收容所，在盖房挖地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陶瓮，估计是文物，让派人过去处理。”韩伟是原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何家村窖藏的主要发掘人之一，其他四位主要发掘者都已过世。他向记者回忆着当年的情景，“我们当时所在的单位是陕西博物馆·陕西文馆会里的文馆部，*后改名为考古所。我们的部长杭德洲接完文化组的电话，便带了我、雒忠如、王玉清、杜葆仁去看现场。我们去的时候，陶瓮里的东西已经取出来，在会议室摆了一桌子，我们一看就知道是非常重要的文物。”
杭德州他们大致清点了一下桌上的文物后，发现陶瓮是埋藏在活土中，出土的有些器物不能成套等现象，根据这些情况推测，附近可能还有文物埋藏。同时，为了弄清楚出土文物的遗址范围，杭德洲等人决定从10月7日开始进行钻探。“一般唐代埋藏距离现在的地面是米，秦代地面距离现在就是米，不会太深，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往回收着探。10号那天，距离发掘地比较近的时候，有情况了。有一片区域陶片很多，我们不停把陶片打穿往下探，唯独有一个地方打不穿，探杆一上去就不停地颤动。实际上，是杭德洲的探杆插到了第二个陶瓮的肩部。你在展览中，看到有一个陶瓮肩上有一缺口，就是这么来的。”
当年的这片发掘地，现在是陕西省国家安全厅的所在地。在唐朝的时候，这一片位于长安城兴化坊内，该坊处在朱雀大街以西，往北过两坊是皇城，西北跨一坊是西市。盛唐时期，朱雀街两边四坊的范围内，居住着许多重要的人物，街东兴道坊有殿中监左散骑常侍知尚食事李令问宅，安仁坊有玄宗第二十五女万春公主宅，崇义坊有秘书监马怀素宅，刑部尚书韦坚宅，兴化坊有邠王李守礼、京兆尹孟温礼、晋国公裴度、租庸使刘震等曾在此居住。环视兴化坊的周边，就能看出这里是皇家贵族和高官显贵居住的黄金地段。
“当时向革委会主任汇报后，他还特意派了一个吉普车给我们用，这还是美国二战的吉普车，是解放战争的时候被缴获的。挖掘是在第二天早上，很快考古工作者们就挖出来一个大瓮和一个提梁银罐，这里面出的东西不亚于前一罐。”
■ 唐代金银器窖藏之大者
到今天，四十年过去了，韩伟回忆起来的时候，仍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展览中，有一件方形青玉，长11厘米，宽厘米，高厘米，这是第二个陶瓮里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