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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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月11日）。在1966年，毛泽东下面的一段话常被人们作为格言来引用，我们应当“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6页。
　　评价观察者及其思想的标准
　　在毛泽东有关认识论的著作中，对观念进行比较和评价至少有三种标准：第一种是根据一种观念的正确与否，即它的真或假。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种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适用性”的标准。考虑到一种观念所反映的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产生了一种正确观念能在多长时期内维持其正确性，即它的适用期限的问题。第三种是据以评价某种观念是否带有偏见的标准：感知、深信某种观念并依据其行动的是什么人这三点，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在该观念的相对有效性方面造成差异。
　　毛泽东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指出，正确或真实的思想是那些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思想。［56］这种观点最简单的形式是把检验过程看成这样一种过程，即在认识之理性阶段形成的观念在随后的社会实践阶段中“符合于客观事实”［57］。他承认不可能如此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认识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那么，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正确的思想不能仅是与世界相一致，而是必定与世界有矛盾。根据这一假设，检验认识有效性的比较复杂的过程有如下述：“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58］当然，这种复杂性正是人们借以达到“预想的目的”的途径。很清楚，这些预想目的就是认识过程中所运用的“前概念”的一部分，至于这些目的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如何评价等复杂问题，也许最好放在一边，把它当作适用性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讨论评价观念的第二种标准时再加以讨论。
　　在检验思想的过程中会产生出一些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毛泽东指出，一条正确路线并非总能立即实现理想的目标。要证明一项具体政策的正确性，常常需要时间。［59］在某种情况下，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环境与要检验的思想无关，对于检验过程来说，这就增加了第三种复杂性：观察者—行动者实现其思想主张的力量。1963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60］。正确思想遇到的强大阻碍，或者来自有意的倒行逆施，或者是纯粹出于无知。在别的地方他还指出，这种阻碍对于发现真理来说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正确路线只能在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正确和错误构成对立面的统一。“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61］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在真理与谬误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中，真理的力量起初往往没有谬误强大。他在1962年作过这样的论述：“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62］因此，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得到保护，因为，以后有可能会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63］
　　

论知与行（10）
但是，这少数人是由哪些人构成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检验一种思想的正确与否最终也许会在实践范围以外完成：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某种思想与物质世界不相一致，那它就是不正确的；但它也可能是真理，因为它与之相符的世界是以前提出的一系列目标。如果这种思想不符合它本应与之相符的世界，它可能是错误的，但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它的有效性仍然可能显现出来。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思想仍未得到检验，那它也可能是错误的，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成功地实践它。假如这种检验最后表明它不是验证某种思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了是谁阐述了这个思想了。毛泽东在1963年的论述中指出：“先进阶级”的思想，“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64］。归根到底这种思想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是由于它们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而是因为它们为先进阶级的人们所掌握。因此，这里所要评价的是观察者—行动者，而不是那些思想本身。
　　从最复杂的情形回到最简单的情形，如果“预期的结果”在认识过程中没有得到实现，那么，观察者—行动者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可能的失误呢？在开始失误时，毛泽东谈到在发生失误的地方重新考察和重复该过程的必要性。［65］那么，该考察些什么？这种失误显然可能发生于认识过程的三个方面。第一，某种正确的思想可能被不正确地付诸实践。我会在以后说明，工作方式上的任何一种失误都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影响到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从而使他们试图实行的正确思想变得毫无价值。第二，某种理论或思想可能是不正确的，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可能有两种可能的原因：或者是理性认识的“原材料”（观察者对问题的感性认识）有缺陷；或者是他们在理性认识阶段所运用的“前概念”是不正确的，因此不适用于这过程。第三，在认识过程中不能实现预想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由于观察者—行动者的不合法性造成的。这后两种可能的失误，即不正确的“前概念”和不合法的观察者—行动者，我们在讨论衡量思想的适用性标准和对观察者作比较的标准时再进行讨论。弗朗茨？舒尔曼在他的著作《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和组织》中，对中国人以思想适用性为基础对其进行评价的系统作出了说明。舒尔曼区分了“纯粹的思想”和“实践的思想”，把它们分别作为中国术语“理论”和“思想”的同义语。［66］他发现，特别是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一期间，中国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作出了同样的区分。他看到，纯粹的思想是指一系列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观念。［67］实践的思想则是试图把这些静态的观念与具体的、变化着的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在下面这段话中，他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思想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将真理运用于实际问题，而是将普遍的理论（它对实际问题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适用性）与正确的实践（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真理来决定的）统一起来。”这样一来，按照毛泽东的认识论观点，思想（或认识）是活动的产物，而不是相反。［68］舒尔曼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纯粹的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实践的思想。舒尔曼的公式虽然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在其认识论著作中的倾向，即认为有些思想比另一些思想在正确性和有效性方面有较长的持续时间，但在他的公式中仍有一些内在相关的问题。
　　

论知与行（11）
*　这里，舒尔曼有些脱离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必然与特定的组织有关：理论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民族精神。既然在当代不存在包括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内的超民族组织，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普遍的马列主义。相反，中国人并不具有舒尔曼这种理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因此他们相信，至少马列主义的某些原则是普遍正确的。
　　第一个问题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尤其是从1965年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发表后［69］，作为纯粹思想的马列主义和作为实践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区别，不再有效了，因为，人们认为毛泽东本人在理论创造方面也作出了贡献。［70］中国人习惯用法中的这种变化（假定确如舒尔曼所认为的那样，过去的用法是有意的），使得人们对舒尔曼有关纯粹思想和实践思想的划分产生了比他愿意承认的还要大的怀疑。这种划分确实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的问题，因为他对纯粹思想的起源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无法说明理论的变化和发展，它用一种本质上是非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把纯粹思想视为静态的、不变的。列宁的思想被视为当代纯粹思想的组成部分，但在列宁在世时，这种理论却势必成为针对俄国革命的实践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促进”这些思想从实践思想领域转化到纯粹思想领域的，舒尔曼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舒尔曼的阐述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由魏斐德提出的。魏斐德批评了舒尔曼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革命思想（即纯粹的思想）有一个完全外在于中国革命的根源，因此中国人自己只能发现较低层次的真理，即实践的思想。理论是外国的，因而必须引进；只有思想才是本国产品。［71］从表面上看，舒尔曼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论证说，虽然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对中国人来说构成纯粹思想的实际上却是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产物）。但就其隐含的意思看，舒尔曼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这种理论根植于中国之外的经验中。［72］
　　尽管舒尔曼设计的范畴存在一些问题，但找到一种衡量正确思想时效性的标准，仍然是毛泽东认识论本身提出的问题。根据思想适用的时限可以对各种思想作出区分，这似乎是清楚的，但不能用这种区分构成固定不变的范畴，从而把具体的思想一劳永逸地塞进这些范畴。显然这种区分应当包括三个范畴：永久适用的思想、相对长期适用的思想和只在短期内正确有效的思想。*
　　*　James　Chieh　Hsiung在他的Ideology　　and　　Practice　　（　New　York：Praeger，1970）126~133页中，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要素也作了三种区分。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观念形态或认识论部分、理论部分、思想部分，思想起着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作用。他的区分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与舒尔曼一样，这种区分是静态的，并没有说明概念之间的运动，以及它们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第二，毛泽东所运用的“思想”这个术语以及别人谈到毛泽东著作时所使用的这个术语，指的不只是一个过程，还是这个过程的产物，而舒尔曼的区分忽视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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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12）
有两个并且仅有两个概念属于第一个范畴，即具有永久有效性和适用性的思想。其一是事实，其二是方法。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事实就是矛盾的存在，即客观的、普遍的、有益的和永恒的矛盾。矛盾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永恒实在的状态。毛泽东认为具有永恒有效性的概念是他在其认识论著作中提出的辩证分析方法。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方法虽然产生了永久变化的思想，但这种方法本身却是恒定不变的。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引证列宁的话所说明的那样，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73］。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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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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