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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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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告》以外,要播出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发来的唁电,播出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军委各总部各兵种的悼念活动,采写和播出首都党政军民以及全国各地人民的悼念活动及先进单位、英雄部队的悼念文章,综合报道瞻仰毛主席遗容,播发“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的社论,介绍各报刊登的毛主席生平照片,播发世界各国政府、政党和知名人士的唁电等。来多少播多少,几乎都是全文照播。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采访首都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报道小组,这个小组从采访、编辑、审定稿件、录音制作,直到合成节目,把成品交给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安排播出。全台节目统一安排,许多节目不挂牌子。
  为此,节目时间可以随意延长。一次节目有多长?拿每天早晨半个小时的《新闻报摘》节目为例,9月10日为65分钟;11日为5小时20分钟;以后也常在四五个小时之间,而最长的是12日的《新闻报摘》节目,从早晨6点30分,一直延长到中午1点钟,共长达6小时30分,创下《新闻报摘》节目一次播音的最长记录!早晨的安排可以延长,可是晚上8点的《全国联播》节目如果照此安排,一直要播到第二天凌晨2点30分,而实际上全天播音是在凌晨1点35分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原来的节目分成几次节目,化整为零播出。
  这么大的工作量,对台湾广播容纳不下,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广播,每种语言一天只有45分钟的节目(重播一次),无论如何是容纳不了的,只能选其重要稿件播出,只能摘要播出,有的唁电只能点到为止或综合编辑播出。
  在处理唁电和悼念文章中遇到了新问题:过去凡是发表毛主席的谈话、题词、文章等都是极其严格的,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可是大量的唁电和文章中谈到毛主席到此视察、题词、谈话,对此无法、也来不及调查核实,更无法送审。对此各新闻单位掌握标准不一致,随意删节也易造成严重政治问题。为此,中央电台归纳整理,提出了对播出这些内容几项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经上级认可后照此办理:过去已报过的主席的活动,这次进一步报道了细节,未涉及到具体谈话内容,可用;过去未报道过的主席视察、接见等,未谈及具体内容,可用;过去发表过的语录,未谈到毛主席在什么时候、针对什么问题讲的,这次交代了背景和细节,可用;谈到过去主席作过批示,未涉及具体内容,又确有此事,可用;谈到过去毛主席的复信、题词,有具体内容的,不用原话,可用转述的方式表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6)
“临终嘱咐”  播出“按既定方针办”
  9月16日中央电台《新闻报摘》节目中,播出了“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惊悉毛主席逝世以后,沉痛之中,人们自然在思考和急切关注着毛主席有没有留下遗嘱?会留下什么样的遗嘱?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有遗嘱将会意味着什么。这是关系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啊!7天过去了,毫无信息,现在突然发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石破天惊,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当时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不说是“遗嘱”?这算不算“遗嘱”?如果是遗嘱,谁敢更改、隐瞒,为什么在《告各族人民书》中没有公布?况且“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
  当时,姚文元对播出这篇社论费尽了心机,14日就向新闻界打招呼,16日要发一篇约有2000字的重要社论。可见是早有预谋的。社论的播出时间,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10点,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已经作了预告,让各地到时抄收。后来,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变动了三次播出时间,最后还是选择在第二天的《新闻报摘》中播出。对此大家有议论。姚文元打电话说:“深夜广播大家都休息了,听不好”,“社论还是要明天早晨广播。我这样决定是正确的”。当时,对姚文元为什么非要安排在早晨听众最多的“黄金”时间,抢在追悼大会的前两天播出“按既定方针办”的用心并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真相大白。
  这一社论,在当天播出15次,17日播出6次,18日播出3次,三天共播出24次。
  从此,张春桥、姚文元反复强调要多宣传“按既定方针办”。18日他们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指示我们的‘按既定方针办’。”19日他们说:“处理各省市区追悼会上负责人的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复的都要写进去,‘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30日姚文元在天安门城楼国庆座谈会上对新闻界的领导人说:“摘发言内容时,要把‘一定要按既定方针办’摘进去。”30日张春桥说:“告人民书、社论、悼词等一系列文件,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都已经说清楚了,简单地说就是‘按既定方针办’。”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频频出现在各类稿件和节目中。
  中央公告:中央电台转播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中说:“9月18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公告》明确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公告》说:“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9月18日下午3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转播追悼大会,这是中央交给中央电台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是中央电台义不容辞的责任,毫无疑问,必须千方百计转播好追悼大会的实况。
  我从上小学时就喊“毛主席万岁”,哪里想到,组织和指挥这场转播的重任竟落在了我的肩上,台领导让我全面负责。一方面要组织安排好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又必须集中精力准备追悼大会的转播。过去,我虽然多次组织指挥过重大会议、节日游行、文体活动的实况转播,可这种转播却从未有过,我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深知如果稍有差迟意味着什么,何况又刚刚发生了播出的严重差错呢!如果……悲痛、紧张、担心,让人透不过气来。
  必须全力以赴转播好,必须万无一失转播好!准备工作的每一环节都是细而又细的,几种设想,几套方案,几手准备,必须考虑到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对策。从开始制定预案到最后定案,这中间的变化与反复就不说了,只是记录下最后确定的方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7)
一、转播时间、并机与报时
  18日下午3时举行追悼大会,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提前10分钟转播,于2点50分开始。
  中央电台第一、二套节目和对台湾广播并机转播。为确保准时安全播出,避免临时并机出故障,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安全系数,第一、二套节目于中午12点开始并机,对台湾广播下午2点并机,对并机后的播出时间精心计算、精心安排,到3点以前的50分钟节目只能安排49分30秒,转播开始前静场30秒,形成一种气氛。
  报时,在平时不成什么问题,这一次却成了一件大事,非常棘手。《公告》中明确规定“北京时间下午3时”举行追悼大会,届时全国各地的群众默哀3分钟,有汽笛的工厂、单位鸣笛3分钟致哀。这个下午3时,是以中央电台的报时为准的,准确报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丝毫疏忽不得。
  各位听众和读者都很熟悉,平时中央电台的报时是这样的:提前10秒钟响报时讯号,共响6下,以最后一响为准,接着出播音员的声音:“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若是过了12点,例如下午3点钟,就报“15点整”。为保持与《公告》“下午3时”的提法一致,使大家听了好记,这一天中央电台的报时从中午以后便改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那么原来“15点”也就是“下午3点整”了。
  不只如此,过去报时讯号播音员的声音比较高亢,为了与整个治丧气氛和群众情绪相协调,改为低沉的男声,专门反复录音、制作。当录制完后,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播音员的报时是在最后一响之后,当最后一响响过之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各地开始默哀、鸣笛,这会使播音员的声音与之相重叠,气氛不和谐,也不够严肃。怎么办?最后请示决定只出讯号,取消了播音员报时声音。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在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突然听到了北京电报大楼在追悼大会这一天也要报时的消息,也是为了执行《公告》的规定,可是与中央电台的报时发生了矛盾。为什么?如上所述,中央电台的报时是以最后一响为准,细心者可能注意到,北京电报大楼的报时是以“第一响”为准的,第一响之后还有一段《东方红》乐曲。两种报时讯号之间的时间差,外地听众不知晓,可北京市内清晰可闻,以谁家为准?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中央电台不能也无权说只准自己报,不让电报大楼报。一纸紧急报告送到中央主管领导汪东兴的手中,他决定并通知电报大楼停止下午3时的报时,以中央电台报时为准。
  更难的问题是报时讯号会不会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相重叠。追悼大会下午3时开始,而宣布开始必须是紧接报时讯号的最后一响之后,宣布早或晚了都会引起全国行动的不统一。可是,中央电台不能指挥大会主持人,如何能取得联系,达成默契?后来找到一种办法,中央电台借一台收音机给大会主持人,让他听到报时讯号最后一响后再宣布追悼会开始。大会主持人是王洪文,追悼大会以后,他没有及时送还借走的收音机,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清理王洪文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这台收音机,因此中央电台借收音机一事被当做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中央电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这是后话。
  在讨论报时的过程中,也曾经考虑过是否取消下午3时的报时,以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为准。但这样做各地掌握不一致,也会有人问“中央电台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报时呢”。须知,那是个容易上纲的年代,稍有不慎不周,都是政治问题。故将取消报时的建议作罢。
  谁能想到这一司空见惯的“报时”竟引发出来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难题,带来这么多复杂的关系。
  二、如何报领导人名单
  许多听众和读者可能不太注意这件事,可这是件大事,是件政治敏感度极高的事,也是件困难而复杂的事,时政记者最为此伤脑筋,尤其是在###的“文革”之中,名单是政治人物沉浮和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报名单常有两种做法:一曰小名单,二曰大名单。小名单,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常还包括几高几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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