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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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共产党员赶出国民党,并宣布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共同前进。这个集
团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会议,停止汪精卫
③ 《革命文献》,12,第 1802—1805 页;《北伐简史》,第 46 页后面的图。
① 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 202 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了主要的
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 206—207 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 411—412 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③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 年 9 月 18 日),第 1196—1197 页。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 234—237 页。
的党籍六个月。这些措施没有约束性的效果。为了报复,广州的领袖以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对西山会议派的领导;
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中共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
上海成立党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登记簿,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它的喉
舌,并且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但是,广州的领袖们先成功地召开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
于 1926 年 1 月 4 日至 19 日在广州举行,253 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到会;大会
听取了关于党的工作各个方面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员问题的论
述。党员仍不足 20 万人,虽然谭平山后来谈到国内外党员有 50 万人——这
是夸大。他提供了 11 个正式组织起来的省的每一个省、5 个在组织过程中的
省和 3 个直辖市的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 183700 名党员;但他不得不略去上
海和汉口的数字(它们没有上报),也没有提到在陆军、海军和广州警察中
吸收的数字,这些部门都有特别支部。①
约 90 名国民党代表(超过 1/3)也是共产党员。②他们作为一个核心小
组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出现
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是最后,汪精卫的从宽的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
党分裂——被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将被开除出党,其
他 12 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应接到警告信,戴季陶将被告诫悔过,③作为对
西山会议派驱逐鲍罗廷的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他一封感谢
信,并送给他一件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器。④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员,分歧就不
能避免。的确,争论表明有一股批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和没有言明的
对他们是否忠于年长的党的怀疑。几名共产党的发言人激烈地为他们的党辩
护。于是这一问题又被搁在一边,决定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
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⑤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联席会议。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持不同意见的北京
集团中,没有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 36 个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
了 7 个(可能 8 个)席位,在 24 个候补席位中,赢得了 6 个,其比率稍高于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比率。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
的席位,但在前一届则没有。身份不那么确定的左派赢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 9 个正式席位、3 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
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辏Ш秃好褚谎彩堑闷�
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在谋杀廖仲恺阴谋中所起的
②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献,1925 年 11 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
年 4 月 17 日),第 14—16 页;邹鲁:《回顾录》,1,第 180—189 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
陈天锡编,3,第 975—978、985 页;《从容共到清党》,第 413—434 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和
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 209—212 页。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 年 4 月,第 29、31 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 463 页。
③ 《会议记录》,第 134 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 466—469 页。
④ 《会议记录》,第 18—19 页。
⑤ 同上,第 165—169 页。
可疑作用,仍在俄国流亡。他实际上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①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其九人常务委员会(真
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三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
光;三名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安;以及蒋介石、谭延辏Ш秃�
汉民。②广州的左派和共产党领袖们享受他们的胜利只有两个月时间。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共产党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以使它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
武装力量由国民党的文官控制,官兵们被灌输了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
工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
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政治训练部,以及武装力量所有较大部队的党代
表。政洽部以苏联中央政治处(PUR)为模式,党代表相当于红军中的政治委
员。控制和教导的制度是逐步实行的,始于 1924 年春季黄埔军校成立之时;
在 1926 年 3 月中北伐开始前不久,大部分较大的部队都设立了政治机构。政
治化部分地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它还被设想为一种控制对国民党的忠诚可
能有问题的军官的手段。①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的工具。它约在 1925 年 6 月成立,
到 10 月份开始行使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部的领
导。陈公博在 1926 年 3 月担任这个职务,但不久就被替换。当时一张组织表
表明约有 29 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
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
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
的党代表。军队中一切党的工作及政治和文化工作应该在政治训练部的指示
下进行,但是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训练部领
导的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和高级党代表(他们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
间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因素。共产党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但常常代理主任
的工作。
到 1926 年 3 月中旬,政治训练部已经为军队官兵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政
治教导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一本读、写教科书;发
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 18000 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
① 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 145—146 页。前四人各得 249 张有效票数中的 248 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
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 249 张,
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
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 282 页和第 708 页脚注
14。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 473 页和第 519 页,脚注 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① 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 1927 年 4 月 6 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
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 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
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 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 15 份附件,其中 3 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 1926 年 3 月起,第 1 份《关
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 1926 年 3 月 15 日;它与第 6 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
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 1926 年 3 月 19 日颁布并转载于《革命
文献》(12,第 1814—1821 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
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官和政治工作者。《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当地
委员会为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作为教导政工人员的手段,再通过他们去教育
军队的官兵。为了协调军、师政治部部门的出版活动,由这些单位代表组成
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出版 16 种小册子,其题目如《教士兵什么,怎样教?》《什
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史》等。五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
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也由不同的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的国民党的政治监察人和官方宣传员。到
1926 年 3 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海军的舰只以及中央军事行政机构
中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章程》的第一条宣布了它们的目的:灌输革命
精神,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①党代表对其部队的政
治和士气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领导党的核心,开展一切政
治和文化工作。他必须熟悉他部队的官兵,研究他们的思想情况,并且力图
纠正一切缺陷。他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他的命令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
那样服从。在战斗中,他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进行战斗时保护平民不受军
队的骚扰;他应当在部队的驻地建立与农会和工会的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的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与军事系统平行而不是隶
属于它。党代表观察军官们的忠诚。高级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和师部、
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他高级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对应人员共
同行动。军事指挥官颁布的命令如没有党代表的签署,不能生效。在发生分
歧时,党代表应签署,但应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如果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
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刻向其上级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党代表即
“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共同工
作,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即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 1926 年 3 月)的俄国作者所掌握的情况,
在国民革命军中有 876 名政治工作者。他们之中的 75%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
左派,约 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所剩下的 5%是极端仇视共产党员和左派
的国民党右派。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搞政治工作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