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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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为了加强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领导，周恩来领导组建了各系统的领导机构，并亲自拟定了人员名单：
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不公开），书记薄一波；
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公开），主任朱德，副主任安子文、杨尚昆；
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公开），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彭真、沈钧儒等。
运动如何开展？趁热打铁，周恩来于12月7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14次会议，作了说明：
我们要与资产阶级合作，因为这个合作有好的一面。但是，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坏的一面，即它带来的旧的、封建的和帝国主义买办的影响，贪污腐化的风气。这一点，我们不要隐讳，也不要估计得过低。因此，运动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我们需要在运动中研究制订一个惩治贪污的条例。
周恩来讲明了几类不同的原则：
对于贪污分子，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应该区别对待。
对于大的——必须严办，从判十年以上徒刑到杀头；
对于中等的——应该法办，从撤职以至判徒刑；
对于小的——不能原谅，但在处理时，应采取教育的办法，自己坦白并经过教育后就算了。

“三反”“五反”（4）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一场伟大的运动，从此便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对中央直属机关，周恩来并没有放过，他确信，要想“下梁”正，“上梁”必须先正。
12月20日，就成立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一事，周恩来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书面报告，他自告奋勇，提出亲自担任总党委第一书记；第二至第四书记分别由安子文、杨尚昆、萧华担任。他在报告中还提出：总党委成立后，在目前阶段的“中心工作是集中精力，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机关（包括党、政、军、民）的精简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要让下面做到的，上面必先做到。周恩来非常清楚，中央机关中也有“老虎”。中央机关的“三反”斗争也刻不容缓。正像毛泽东在1952年1月23日发给党政军各部门和各地的一封《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所说：
“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15个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自“三反”运动开展以来，为捉“老虎”，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发、批示、批转和起草的文件不计其数。
刘青山、张子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抓住的典型。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不打掉这种典型的大贪污犯，不足以影响一大片，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就不足以发挥威慑力。
在中央和华北局的领导下，河北省成立了以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的调查处理委员会，会同天津市，对刘、张贪污一案进行彻底的调查、侦讯。在弄清他们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调查委员会和河北省委于1951年12月14日提出了处理意见：
“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上述意见报到华北局，华北局经过谨慎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处理意见：
“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的犯罪事实是清楚的，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公开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对这种破坏人民的“天下”，毁坏党的名誉的“大老虎”，不加以严惩，不足以平民愤。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态度是明确的。早在11月30日代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时，毛泽东就明确表态：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在惩治腐败的问题上，总体原则是以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正像周恩来所说：“对于小的，不能原谅，但在处理时，应采取教育的办法，自己坦白并经过教育后就算了。”
但是，对于民愤极大的，周恩来也表明过中央的态度：“对于大的，必须严办，从判十年以上徒刑直到杀头。”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讨论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的处理问题时，态度是一致的：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刘、张二犯，必须枪毙。

“三反”“五反”（5）

毛泽东的决心更是不可动摇的：“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为充分体现民意，中央决定进一步了解群众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想法。
1951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意见。
地委一级：在家的8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一般党员干部：
对刘青山，552名党员干部有535人同意判处死刑，有8人认为可以判处死缓，有3人认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有6人认为应判处有期徒刑；
对张子善，有536人同意判处死刑（比对刘青山时多一人），有7人认为可以判处死缓，有3人认为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有6人认为应该判处有期徒刑。
随后，又在民主人士中征求了意见。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同意判处这两人死刑。这就是民意。
根据确凿的事实和民意测验的结果，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按照法律程序，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
刚刚建国，我们太缺少干部了，就在杀刘、张前后，周恩来还多次说过：建设一开展，干部和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干部不足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毕竟，当年的刘青山才36岁，张子善38岁，都是青春年华。战争年代他们都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摧毁他们的，是和平时期的“糖衣炮弹”。
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黄敬要来说情一事后，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2月4日，周恩来就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置问题复电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电文果断、有力而不容置疑：
“准予将二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处决刘、张的枪声，始终在中华大地上回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党管干部问题上的果敢决策和高瞻远瞩的风范，至今仍被世人传扬。共和国的大厦，仍巍然屹立……
解决了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后，周恩来的心情并不轻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考验是多方位的。
开国伊始，鉴于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采取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稳住城乡资产阶级，并制止了一些自发、半自发的对资本家的斗争。同时实行了调整公私工商业的措施，挽救了私营工商业的经营困境。
然而，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复苏，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军需订货猛增，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他们极力摆脱国家的控制，甚至违法谋利。许多不法工商户大肆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并且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现象，在1951年前后越来越严重。
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也增加了11。9％，批发额增加了39。9％，零售总额增加了36。6％。新中国刚刚建立，资本家便获得了高额利润，许多资本家在这一年中大发横财。
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仍然感觉到不满足，他们发财的欲望变得更加贪婪，以致置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开始大肆地偷税漏税。部分调查表明：天津市在1807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82％；老牌商业城市上海更严重，在351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99％。偷税的税额也相当巨大，一般占应付税款的50％，有的甚至高达80％。
与此同时，为了赚钱，许多资本家使尽了一切不正当的手段：
——盗骗国家资产，买空卖空，虚报成本，提高价格，隐匿应由国家没收的敌伪财产。

“三反”“五反”（6）

——偷工减料，甚至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中，有的用废胶、次胶制造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等制造一撞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一铲就卷刃的铁锨……这些东西卖到了志愿军手中；还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掺进沙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更有甚者，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志愿军用了不法奸商制造的劣质青霉素等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得到的终身残疾，甚至因此而牺牲。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所谓的“交朋友”，称兄道弟，捧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然后送东西，由“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衣料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股票。他们施用了各种计谋，甚至“美人计”，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一些反动的资本家还大言不惭地称自己的商店“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
与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三害”不同，工商界出现的问题则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这些被人们称为“五毒”的东西，它像白蚂蚁一样迅速繁衍，同样啃噬着共和国的房梁。
“三害”不除，祸国殃民；同样，“五毒”不消，国无宁日！
周恩来在考虑除“三害”的同时，眼光密切关注着“五毒”的动态。
上海是“五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除“五毒”得从上海开刀。
进入1951年秋天，上海市工商界召开全市代表会议，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许涤新在大会上作报告，毫不客气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市长陈毅对许涤新的报告大加赞赏。陈毅早有同感，曾说：“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不法分子，别具肝肠，另做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