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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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批判错误可以，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造反派：什么条件？
周恩来：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
尽管造反派胡搅蛮缠，给周恩来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周恩来在气愤之余还是以强硬的语气坚决地说：
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主席思想也不同意这样做。不光是陈毅，还有几位副总理，我都要一个一个地保。否则无法向主席交代。我现在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
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北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无政府到了极点，他们根本没把周恩来的劝阻放在眼里。几天以后，他们强行冲入外交部“揪”陈毅。
周恩来更愤怒了，他在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语学院的红卫兵代表时，严厉地警告他们：
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
周恩来多次说过，在“文革”的极度混乱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不怕被打倒。他曾经表白过：“不倒、不走、不死”。
力保栋梁（7）
为保护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周恩来豁出去了。
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的急先锋王力等人煽动造反派批斗陈毅，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后，周恩来利用他高超的斗争艺术，取得毛泽东同意，决定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就在决策抓“王、关、戚”的时候，周恩来在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中也心力交瘁。
8月27日晨5时，已是十几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周恩来仍然受着外事口造反派的围攻。造反派在批斗陈毅的问题上无休止地与周恩来纠缠，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复发。周恩来又一次愤怒地说：
“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场的保健医生知道，周恩来不到身体极度受损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最后，保健医生只好搀扶着周恩来离开会场。就在这个时候，狂妄的造反派仍不甘休，他们对着周恩来声称：“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转身怒斥道：
“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在场的红卫兵惊呆了：总理舍命保陈毅，这可非同儿戏！
第二天，周恩来病倒，竟一天半无法工作……
周恩来对贺龙元帅的保护，更为曲折和艰难。
近40年前，贺龙是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扯起“跟共产党走”这面大旗的，并在周恩来的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领导南昌起义，共同创建人民军队以来，周恩来与贺龙情同手足、生死相依。对贺龙元帅的了解，周恩来就仿佛像了解自己一样。
然而，林彪一伙为了达到篡党篡军的目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打倒”的目标瞄准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
为打倒贺龙，他们各显神通、机关算尽，找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
1966年夏天，康生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1966年8月中旬，林彪在听取吴法宪汇报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时，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又说：“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在林彪的授意下，吴法宪和李作鹏分别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军队搞所谓“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整贺龙材料的专案组很快就成立了。到了1968年4月，康生又进一步信口雌黄地对专案组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这样的罪名何其严重？在他们眼中，贺龙“十恶不赦”。一时间，“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打倒贺龙”的口号充斥于耳，贺龙的家也被抄了。
1966年12月24日，周恩来找贺龙谈话，鉴于国家体委造反派对贺龙纠缠不休，提议他暂停工作去休息一段时间。
随后，为保证贺龙不出事，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将贺龙和他的夫人薛明安排接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居住。
12月25日，贺龙一家刚被安排在钓鱼台里住下，第二天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他们赶快搬家。原来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也住在钓鱼台，为避开他们，周恩来把贺龙转移到了北京西郊一个叫“新六所”的地方居住。
有中央文革通风报信，造反派的嗅觉很灵敏，他们很快又知道了贺龙在新六所的住处，便跟踪到新六所，整天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造反派还进驻了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
气愤的贺龙对家人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
力保栋梁（8）
薛明主张：“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花厅，向周恩来讲明情况。
得知情况愤怒了的周恩来安慰贺龙：“你不要去，我顶着。”随即拿起桌上的电话，接通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严厉地对正在那里的造反派说：
“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
造反派在周恩来的命令下很快就撤走了。周恩来又对贺龙交代：“你不要去，不管他，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贺龙的妻子薛明说起这件事时曾感慨道：“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冲击下，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更是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他又亲自安排贺龙和薛明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的前厅，住进了自己的家中。
薛明后来回忆起在西花厅居住的日子时说：
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总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
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就安心住着吧。”……
不久，席卷全国的派性斗争也渗进了中南海。在江青一伙的挑动下，许多住在中南海的中央负责人受到了冲击。中南海墙外“打倒贺龙”广播声更是不绝于耳。中南海并不是安全之地，西花厅也非安全之所。
无奈之下，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于1967年1月19日找贺龙谈话，他恳切地对贺龙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过要保你嘛，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形势如此险恶，连周恩来的住处都不安全了，贺龙只好与周恩来依依惜别。
分手时，周恩来深情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呆一会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周恩来自己都没有想到，与贺龙这位共同战斗了40年的老战友的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
第二天凌晨，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护送，贺龙和薛明搬到了周恩来所找的另一处“安静的地方”——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
贺龙“消失”后，林彪、江青一伙并没有放过他，他们四处打探贺龙夫妇的去向。但有周恩来顶着，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揪斗贺龙”、“打倒贺龙”的计划被搁浅。
贺龙一走，周恩来始终惦记着等秋天形势好一些后去把贺龙接回来，不曾想，1967年秋天以后，由于林彪一伙加紧了对贺龙在政治、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周恩来失去了与贺龙的联系。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受林彪一伙控制。
1969年6月9日，贺总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
得知贺龙被害死的消息，周恩来悲哀至极。贺龙是他极力想保住的人，却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一场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把周恩来推向了内心痛苦和焦虑的深处。
直到贺龙平反以后，在1975年6月9日中央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才得以向这位逝世已经6周年的老战友“当面”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那天，周恩来抱病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音颤抖地对薛明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力保栋梁（9）
带着簇簇地流下来的眼泪，周恩来站在贺龙的骨灰盒前，深深地、连续地向贺龙鞠了七个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以所谓“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全局性的内乱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且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在这样的内乱中，周恩来利用他的特殊威望和地位，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维护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运转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也保护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就他的作用所及，有的人他保护住了，而有些人（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他却无力保护住……
对刘少奇的冤案，就是周恩来最感到无能为力的一件事。尽管周恩来在关心、保护刘少奇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但是，“打倒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最直接和最大的目标。“打倒刘少奇”，既有毛泽东的支持，又有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诡计。在这一问题上，周恩来被推上了极为困难的境地。
周恩来的心情是极其复杂而痛苦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之前的那天晚上，周恩来整夜未眠，在屋里来回踱步，焦思和困苦糅合在了一起。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周恩来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在全会上，他也不得不违心地谈到刘少奇的“罪行”。
英籍作家韩素音曾通过引述邓颖超的话，描述过周恩来的心态：
1977年，我问邓颖超说：“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他目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