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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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鲁迅、周作人兄弟在东京一同听章太炎讲学的钱玄同，这时是《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他很热心敦促鲁迅兄弟给《新青年》写稿。后来他在《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回忆说：
钱玄同民国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年）。
对于钱玄同的登门约稿，周作人是比较快的答应了，鲁迅却是很迟疑了一些日子才答应。后来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这样回忆起当时的心情：
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记录了他和钱玄同的一段对话，也反映出了他这种失望、颓唐的情绪。那是他住在绍兴县馆的时候，正在抄古碑，钱玄同来访了。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次，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3）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前来敦促他们为《新青年》写文章的，不但有钱玄同，还有刘半农。《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上刊登了刘半农的一首记事诗：《除夕》，诗中记述了夏历丁巳年除夕（1918年2月10日）他到绍兴县馆看望鲁迅作人兄弟的点滴情况。这诗说：
刘半农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甚么？
不当他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刘半农自己加了两条注释：
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学美术者也。
“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唯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在这一年将尽的夜里，展望即将来临的一年，想到要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欲招缪撒”这一点，看来可以解释为打算进行文学创作。“蒲鞭”一栏，刘半农的注释说得太简单了，很难推知鲁迅他们当时的具体设想是什么。也许，后来把范围扩大了一点，不仅限于新出书刊的评介，而兼及于社会批评，也就是《新青年》从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开始的《随感录》这个专栏吧。在杂志的第五卷第三号（1918年9月）上，鲁迅发表了《随感录二十五》，接着，他在这一栏里发表了好些篇短评，后来都收在他第一本杂感集《热风》里。几年之后，他在这书的《题记》中回忆说：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
就在刊出刘半农的《除夕》这首诗的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出了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信”，正好反映出《新青年》杂志“四面受敌”的情形。这篇标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的读者来信，实际上是由钱玄同执笔，把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复古派的口吻，用“王敬轩”这个虚拟的署名写给《新青年》编辑部的，同时刊出刘半农写的针锋相对痛加批驳的覆信。只是这覆信的措辞轻薄，连什么“鲜灵芝”、“刁刘氏”都写进去了，反而引起反感，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后来《新青年》同人也很觉懊丧。
这是1918年1月的一次和过去学生的聚会，三个月之后，鲁迅就创作了《狂人日记》。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是小说《狂人日记》（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早两年，他的表弟阮久荪，大姨母的儿子，忽然精神病发作。鲁迅就近观察了他病中的表现，才促使他写这一篇的吧。这是一篇政论性很强的小说。作者没有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安排花费许多心思，他几乎是把自己的一些思想通过小说中主人公的口直接呼喊出来，对几千年来中国吃人的宗法制度和旧礼教作了愤怒的控诉：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4）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了这篇小说，谈到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历史的这一思想。这信中说：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这里所说的“吃人”，当然是一种象征的、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它说的是几千年来专制主义（宗法家族制度以及礼教都是它的组成部分）对人的摧残。小说刚刚发表，就得到了响应。成都吴虞写了篇《吃人的礼教》（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说：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
《狂人日记》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吴虞这篇文章举出了不少中国史乘记载的真正吃人的事例，例如《后汉书·臧洪传》说臧洪“杀其爱妾，以食兵将”，《新唐书·忠义传》说张巡守睢阳，也是从杀妾以飨军士开始，吃完了围城中的妇人，接着吃男夫老小，一共吃了二三万人。吴虞说，他们为了自己“在历史故纸堆中博得‘忠义’二字，那成千累万无名的人，竟都被人白吃了。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为功，真是残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在这篇小说中，鲁迅通过“狂人”的口，表示了他对于将来新的社会制度必将到来的坚定信念：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第一次用了“鲁迅”这个署名。这是很有意思的。它不但是鲁迅第一篇用白话文写的小说，而且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最可贵的收获。正如他自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的，这一篇“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是一篇重要文献。
《狂人日记》发表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写了《孔乙己》（1918年冬）、《药》（1919年4月）等等小说。
小说《孔乙己》，是通过一个少年人（酒店学徒）的眼睛，来看一个不幸的读书人的境遇。“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
这个小学徒发现：在他那酒店的顾客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句话，就把这人的境遇写出来了。就是这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表明他不属于那做工的“短衣帮”，而是 “士”人一类。可是他又这样穷困，已经不能“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只能同那短衣帮一起，站在柜台边上喝上一杯。
在酒店里，他常常让人随意取笑。回答这些取笑，他“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小说写了这样的场景：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5）
有几回，邻舍孩子们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可见他《论语》读得很熟，孔夫子说的“圣人多乎哉？不多也”，他随口就用上了。小说中他最后一次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