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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彭德怀自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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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据地先后发本币〔66〕,禁止伪币和法币〔67〕在根据地内流通,建设“三三制”〔68〕抗日民主政府。在战争指导上,是基本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平型关的伏击战,及大破袭战、反磨擦战等,这些也是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把它叫做运动游击战,或叫做游击运动战,没有打过什么正规战。上述这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都是根据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执行的。红军两万八千人改编为八路军,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发展到近百万大军,是在毫无援助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不可能设想的。“七大”期间,毛主席写《论联合政府》报告时,在枣园我对他说过,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当时,毛主席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我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主席说,锻炼了军队。
  但是,在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以后半年多的时间中,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从这些事实中,我逐渐体会到王明路线的危险性;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论著的重大意义及其正确性。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能由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而不是什么共同领导。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能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实现抗日民主“三三制”联合政府;不可能改造自己党、政、军的反动机构;也不可能实行减租减息和发展民族经济,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坚决领导抗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无异于束缚革命势力发展的手脚,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向封建买办阶级投降。
  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许。
  在六中全会后,执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如执行“又斗争又联合”、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就比较熟练得多了。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时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到延安,准备出席“七大”,在学习两条路线和研究若干历史问题时,我才进一步认识两次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性。第一次的“左”,第二次的“右”,实质上都是破坏民主革命的,不过,第二次王明路线没有起到领导作用罢了!从这里也认识到自己见事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


          反磨擦〔69〕战役


  一九四○年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两个“大战役,一是“反磨擦战役”,一是二十四个团的“大破袭战”。这两个战役对坚持华北抗日战争都是必要的。现在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和经过:
  首先说“反磨擦战役”。
  日本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在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就发动了反共宣传,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等。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在平江杀死和活埋新四军通讯处的问冰。山东的石友三、秦启荣〔70〕,河北的张荫梧、朱怀冰、侯如塘〔71〕等等,他们也打抗日旗子,但没有看见或听到他们向日本人打过一枪,却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杀害地方抗日干部。在山西,阎锡山发动秋林事变〔72〕,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进攻新军(决死队)。在河南、湖北,发生屠杀新四军干部的惨案更为严重。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专门搞特务,破坏陕甘宁边区,在三原设检查所扣押八路军车辆和来往人员等。真是数不胜数。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控制太行山,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委任张荫梧为河北省警备司令,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打击抗日游击队。早在六月份,他就发布了“曲线救国”论〔73〕,我十一月从延安回太行山,路过西安、洛阳时,反共空气已异常紧张。过三原时,我逮捕了检查所两个特务,因为他们要检查并扣押我乘的大卡车。我放出了八路军被扣车辆,质问他们,是谁的命令要检查和扣押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卡车?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还是程潜主任的命令?我把逮捕的特务送给程潜,要求惩办。我对程潜说,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把第一次大革命,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反得好吧!送掉一个东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汉来了。这些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在程潜处,我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当着程潜面,我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我说,干净消灭他,他就不再来磨擦了。临别时,我对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再去绥德当专员了。绥德专区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了。
  这次陪我去见程潜的,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回到办事处时,林老对我说,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我说,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也阻拦不了何绍南再去绥德。伍云甫在座,他说,也是要闹一下,他们实在太可恶了。这是一次政治侦察:究竟蒋介石敢不敢打内战。如果他要打内战,他就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他这步棋是不好下的。这次侦察是有价值的。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派,带典型性的中间派。他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磨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但是不要过分。
  从西安乘车到洛阳,见了卫立煌,拜访了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锡九等。在李处不意中遇到孙殿英(新五军长),我把上述反共磨擦情况,又说了一遍。李锡九是个老好人,他很着急。孙殿英是土匪出身的,极狡猾,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八路军会有办法对付的。这意思是说,你打吧。我说,也要请你帮帮忙。他说,照你们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你们打他呗,我新五军是守中立的。以后我们打朱怀冰部,追歼其残部时,新五军在下操,他根本不介意。
  在卫立煌处谈了好几次。他请了好几次饭,这也是怕内战的表现。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派,内战时期的坚决反共分子。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他是中路司令。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国民党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我向他说了国民党的反共情况,他不置可否,只劝我要相忍为国。我说,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办?我说,有打内战的危险。他说,内战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内战就完了。在西安事变后,卫立煌的态度是“反共好,反不了”。十八集团军是受他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再打内战就完了”,这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的心情。
  我临走告别时,他说,垣曲渡河后到第十军吃饭,陈铁军长派人在等着。这也是怕打内战的表现。我上车时,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军总部。此人送我上车后就走了,可能是卫部下对八路军的同情分子。我到陈铁军部吃饭时,想,陈铁叫我去干什么?陈是醴陵人,他妻是湘潭人,当教员的。陈妻对我说:“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个人走路要小心些。”垣曲到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悬崖绝壁约三十里,我带小电台、警卫班和译电人员十余人,避开隘路,爬山另找小路。当晚露宿发出了电报,调集七个旅,准备反磨擦战役。
  我回总部时,部队已准备好了,从晋察冀边区调两个旅,由聂荣臻亲自率领到达武乡。一九四○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当时,有意放走鹿钟麟及其卫队千人。中条山有蒋嫡系五个军未动;晋城滇军曾万钟军、林县新五军均未动;阳城有孙楚军也未动。从此,太行山结束了武装磨擦,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武装反磨擦的“有理、有利、有节”所取得的胜利。
  这次,第一次取得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彼以武装进行磨擦,我也只有以武装反对磨擦,从斗争中求团结,才能取得胜利。如不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太行山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会受影响。不给顽固反共分子以坚决打击,也就争取不了中间势力。所以第一次反磨擦战役是必须的,是正确的。只团结不斗争,是不能坚持统一战线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即为了抗日,为了发展革命势力,而不是削弱革命势力。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于抗日,反磨擦战役正是这一矛盾的统一。在这次胜利之后,没有展开讨论,提高认识,肃清王明路线影响,这是一个严重缺点。
  这次战役,我事先没有请示。这是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应该事先请示,得到中央批准后再进行。可是我当时的处境是严重的,随时都有遭受袭击的可能,来不及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


          大破袭战役(亦名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二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来迷惑群众,主要是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如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有一部分人上了圈套,而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国民党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一些部队降日,组织伪军,秘密承认伪军合法化。
  当时,日军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对敌后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日伪军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向我根据地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同时,日军采用多面政策,除军事进攻,还有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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