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王爷的奋斗-第7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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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政治里，还有一个常用术语，叫做“国是”，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且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确定。
既然是共商‘国是’必然要广泛征求意见，但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个范围往往就是士人们的意见，他们通过上书言事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监督皇帝恪守家法，谏请君主更改诏令，阻止君主内降诏书，抑制女后干政弄权等；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最高决策权，也就是皇权，因此也受到已经融入了国家的统治阶层的士人言事权的有力约束。
经过百年的发展，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了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
文官政治，宽泛、健全的政治制度促使宋朝士大夫阶层自主意识的形成及其崛起，作为官僚集团的中流砥柱士人们将他们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
赵柽从根儿上说还是武人出身，他能当上皇帝并成功的逆转了士人政治的基本形势，使皇权得以占据主动，说好听的是他能审时度势抓住了机遇，不好听的就是趁火打劫！
赵柽明白若想能中兴大宋，必须结束持续了三朝的党争，朝廷中只能有一个声音存在，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自己说了算，也就是说实施**，使皇权独树。而当时大宋在女真人的步步紧逼下，士人们没有能承担起拯救国家、黎民的重任，反而做出出卖国家和皇族的丑事。这让此刻上台的赵柽在抵御外辱的口号下，有充足的理由打压思想言论上的反对派，将一些反对者清除出朝堂。并借机将作为抵抗外敌入侵的中坚力量——武人的地位提高，也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
而随着战争向有利于大宋的方向发展，及赵柽有意的宣传鼓惑下，大宋朝野民族意识随即高涨，重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这种民族意识崛起的推动下，促使士人转换为一种普遍的恢复情结与爱国情怀，民族大义成为大宋朝野主流思想。士人阶层中讲究民族气节的意识形态得以普遍确立，并得以自觉践行，‘为国死节’成为一个士人的最高荣誉。但更重要的是**权力借此迅速扩张，皇权在朝堂上占据了上风。
赵柽一直认为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士人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也不会妨碍士人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西北时他便启用了周行己、陈过廷和杨时等并不排斥‘功利’的几位当世大儒为幕僚，并让他们在路学中任教，为自己培养了一批基层官员。登基后他们又在朝中位居高位，让他们的学说成为主流，成为各级学府的教授内容。
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国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与政治生态，基本国策在宋代的执行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就是因皇帝而异的。赵柽适时提出了‘发展工商，鼓励农耕’的政策，并强力推动对外贸易，在‘自己人’的支持下得以顺利执行，同时造就了一批新的大商。
什么时代都是官比商的地位高，商人们便都想培养自己的子弟成为官，而他们有巨额财富为后盾，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教育子弟，让他们进入最好的学校，使他们脱离商人队伍进入士人集团，而他们肯定会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讲话。而吃水不忘打井人，赵柽便也得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鼎力支持。
商业发展的同时，普通百姓同样是受益者。商税的增加，使得两税可以酌减，各种杂税得以减免，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安居乐业是升斗小民的最大愿望，自然对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明君’感恩戴德，万岁喊得也最起劲儿，更会以实际行动支持皇帝，使他的诏令得以在地方顺利实施。
赢得了各阶层支持的赵柽使他得以在朝堂上呼风唤雨，一呼百应，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使他不得不心生警惕……
第三百六十五章专制
**和独裁一直被人诟病，可有的时候却需要**。赵柽虽然在这个时代生活了不少年了，但他毕竟还带着前世的记忆，与这个年代的某些方面不合拍、他所知道的甚至是此刻不存在却更需要的东西。而他要把新东西得以实现就必须强制推行，需要动用铁的手腕和做一个独夫，而皇帝的身份也让他有了这样的机会和平台。
多年的经营使赵柽有了一批忠诚的部下，可他们和自己一样缺乏的是执政经验与治理国家的手段，初登皇位时还需朝中旧官僚的协助。因而朝中隐隐分为两个派系，也可以成为旧党和新党。新党跟随赵柽多年，受他的影响做事为达目的往往会打破陈规，敢作敢为；留任的旧党中坚也是经过赵柽挑选的，如李纲、宗泽等这样正直清廉，忠君爱国，在朝野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的人，其中不乏过去改革派的倡导者。
俗语说‘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在赵柽即位初期，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动乱未平。若想实现中兴，坐稳江山，两党便必须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否则大家就得一起翻船，所以开始时虽然亦有龃龉，但在大义的旗帜下双方还能同舟共济，齐心协力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可随着政局的稳定，赵柽发现朝中一团大好和气的氛围有了变化，在上朝和散朝的时候他就发现开始分群了，这不止是文武分群，而是新旧分群。他命人立刻调查。原来旧党有些人看不起那些随自己从乡下走出来的土包子们，其实赵柽的身边人也多是过去失意的政客、科举失利的书生。再就是家奴出身，旧党的人便以为他们只不过走了狗屎运。主子当了皇帝，他们也跟着鸡犬升天，被赐予个进士出身，现在自己却和他们这些寒窗苦读多年的饱学之士同殿为臣，心中不爽。
赵柽弄清楚了怎么回事，觉着这也正常，他们之间不过就是因为生活情趣和处事观念的不同，平日就是城里人还看着乡下人不顺眼呢，何况这些心高气傲的士人们。他以为这不过是些小事情。只要不影响大局，不把那些情绪带到工作中也无伤大雅，便不再上心。
但是在援助高丽之战的水军献捷之后，赵柽的耳目们向他反应了些士人们私下的闲话。本来最为让士人一直不满的是皇帝改‘以文治武’为‘文武并重’，使武人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这让士人心中已经着实不爽，而宣和楼上的庆功宴又不知道让多少士人的玻璃心碎了，他们曾引以为傲的集英殿进士宴与其相比逊色不少，披红跨马游街的风头也不再受人羡慕。皇帝种种行为让他们十分不舒服。
赵柽听说了这个新动向后心中便有所警觉，这可不是个好苗头，弄不好便会演变成文武之间的又一次争斗。可接下来的宋金和谈，讨伐高昌、迎奉辽王回京及其后的让位风波等一系列家事、国事让他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没有时间深究。直至他决定亲征塞尔柱时，他突然发现朝堂上一边倒的反对自己亲征，居然还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与自己对抗。
那一刻赵柽意识到事态严重了。朝中大臣都一个鼻孔出气，导致中央政府机构陷入瘫痪状态。虽然并没有严重到失控的程度。但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亲征已经泡汤了。自己一去也许就是两、三年，一旦有人心怀不轨。以自己阵亡或失踪为由另立新君，到时即便军队依然效忠自己也要爆发一场内战，自己辛苦多年的成果将荡然无存。
但是赵柽此刻没有‘屈服’，依然态度强硬的表示要亲征，并通过自己严控的秘密系统指挥各镇抚司及地方州府下诏，明着是准备亲征事宜，暗中却是一旦京中失控他们便奉诏入京勤王，清君侧。而此刻朝中反常的情况也引起了赵仁等一干武将的警觉，意识到自己的好心被人利用了，发现皇帝有被架空的危险，他们马上秘密进宫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忠心，绝无背叛之意，只是单纯的担心皇帝的安危才会一同上书。
与此同时，大家发现通过‘罢工’是无法让皇帝改变亲征的决心，而地方没有他们发出的通令，皇帝一样能通过御旨指挥地方调动军队。他们意识到皇帝并不惧自己摔耙子，反而将自己置于了尴尬的地位，更有无法收场的危险，于是他们改为与皇帝合作，欲通过‘软手段’重新占据主动。
赵柽此时心中已经有了底儿，只要军队不乱他就能控制局势，而那些士人他也不相信都会反对自己，其中肯定也有出于关心自己的安危而和旧党走到一起的。于是他顺水推舟宣布放弃亲征，并解除警戒。而那些迫使皇帝收回成命的士人们为自己的胜利欢呼鼓舞，却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皇帝的重视……
此次事件虽以赵柽的‘屈服’收场，他知道这也许只是个偶发事件，自己的反应似乎有些过度，但是他知道这个事件开启本朝谏止皇帝的先河。如果不想办法加以改正，此类事件将越来越多。自己不同意，他们就会故技重施跟自己对抗，使得自己独裁美梦破裂不说，若是有人提出反对便可能会引发党争。
党争的危害自不必言，对一个国家而言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宋神宗朝，一个大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按之前上书言事的自由度，有些士大夫对变法提出了种种质疑，在争论中分成了新旧两党。而在变法体制下，政府往往变得自信而武断，新党就把旧党苏轼以乌台诗案打入大牢。反过来，到元祐更化时，旧党执政，以牙还牙，也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
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生态，已然不能与仁宗朝相比，也为后来的文字狱和文化**，开了恶劣的先河。两党的争斗又持续了三朝，大宋的政治精英几乎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在相互倾轧中损失殆尽，才有了蔡京等奸佞掌权的机会。而国力也在纷争中由盛转衰，内部矛盾重重，即便没有女真人的入侵大宋也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党争的恶果谁都明白，但为啥士人们还乐此不疲纷纷卷入其中呢？赵柽这么多年却将其中缘由琢磨了**不离十。
在绝对功利至上的封建官场上；宦官、外戚和士人往往是三股不可调和的势力。其中宦官对皇室来说；是不可或缺；必须要用的；外戚则是皇室天然的、既成事实的、无法否定和摆脱的附着物。士大夫在封建官场上有其天然的政治软肋，他们只能依靠的政治理念、符合封建礼制的伦理展示和能为帝王所用的治国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