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实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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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李安东以学者的口吻讥讽张宝英说：“小姐，你的解释未免太肤浅了。”可他自己又说不出什么根据。
韩复光见李安东仍然不服气的样子，便温和地说：“李安东先生，我们并不否认情报和机密都含有新闻价值的成分，或者被易于当做‘最新消息’报道出去。但是，你既然说是新闻，那么你发给哪个通讯社、哪个电台了？有新闻单位的证据没有？”
李安东依然狡辩道：“对外发布中国的新闻，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你们无权干涉！”
“怎么能说无权干涉呢？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布新闻的办法规定：属于国防、军事和公安机密者、属于外交、财经机密者一律不得作为新闻发表。我想每个国家对新闻的管理都会奉行这样的原则的！”
“在西方，新闻是自由的！”
侦查员们用机敏的眼光搜索着每一个被认为容易隐藏罪证的角落。
李安东目光流露出不屑一顾，似乎在说，你们的搜查是徒劳的。因为他知道不管怎样，还没有抓住他犯罪的证据。而中国政府一贯是笃信证据这一条的。再说，那些证据像变魔术般被巧妙地分散隐蔽起来。作为局外人，任凭你有天大本事，也难以发现这里面的秘密。
突然，前来援助破案的天津市公安局一位侦查员从李安东的接近天花板的书架上搜出一个油纸包装的小铁筒子。由于缺乏有关武器的常识，不在意地把它掷在了一边。
韩复光听见书房内“当啷”一声闷响，立刻警觉地走过去。
他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专门学习过中外军械知识，对武器有特别的研究。他捡起来一看，发现上面有Stokes字母，立刻认出这是一个伪装了的Stokes小型迫击炮炮筒。
他立刻打电话向曹纯之汇报情况。
曹纯之沉静而响亮地回答：“好！你再继续搜查，寻找证据！”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在迺兹府的天主教堂也展开了大规模搜查。奉命前来搜查的侦查员敲开笼罩着肃穆气氛的教堂北屋大厅。马力悦身披主教大衣，看见几个侦查员，便立刻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们找谁？”
“你叫什么名字？”侦查员反问道。
“我叫马力悦，是这里的主教！”
“我们是公安部的，因公务需要现在要检查一下你的住宅。”侦查员敏捷地出示了搜查证。
最后的挣扎（2）
马力悦显得很不自然，又用生硬的中国话拒绝说：
“这里是教堂，不许你们侵犯教堂的尊严！”马力悦带着威胁的口吻，注视来者。
“对不起，你无权拒绝我们的检查。你在中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令！这也是对你负责！”
马力悦闭口无言，喘了喘气，斜视了对方一眼。
侦查人员在民警和两名教堂人员的陪同下，对马力悦居住的北房西客厅进行搜查。果然，在壁炉内左侧发现藏有迫击炮炮座、炮架和手榴弹等武器。
侦查员立刻向指挥所曹纯之报告：“马力悦教堂发现炮座、炮架等武器。”
“有没有发现炮筒？”
“没有！”
“立刻将炮座、炮架送到李安东家，当场鉴定！”
曹纯之刚放下电话，另一部电话铃声就响了。
派遣到李安东操纵的东单大街“远东消防器材公司”搜查的外勤组侦查员沈继宗在现场报告：
“在仓库的消防器材中，发现了Stokes小型迫击炮的炮座、炮架、炮弹等。”
曹纯之异常兴奋地说：“就等你这句话了！”又问：“有没有发现炮筒？”
“没有！该公司经理声称这是已经售出的货物，并在上面贴上了发货的标签，无理阻拦检查，还准备强行运走！”
“简直是胡闹！事情已经清楚了。你们马上将武器全部送李安东家的侦查现场，交韩复光同志！”
李安东盼望的武器运来了。
当侦查员们取出炮座、炮架，抬到院子里时，李安东惊悸地上前阻挡。
韩复光把手一挥：“站住！”
随即，韩复光上前拿起炮筒、炮架，熟练地用腿一夹，用手一扭、一合，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金属撞击声，便迅速地拼成了一架Stokes型迫击炮。然后，把十几颗炮弹往旁边一字摆开，气愤地质问：
“李安东先生，这也是NEWS吗？这是间谍的罪证！”
李安东吓得腿一抖，喃喃地说：“这是……”
“这是什么？”韩复光大喝一声。
李安东的精神防线完全垮了。美帝间谍炮轰天安门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甘纳斯和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
冒充总理签名诈骗案（1960）
两麻袋人民币被骗
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坐落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字。”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事地说了声“好”，收起发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办事员见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记以后，连忙叫来另一名办事员，让他立即送到行长办公室。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接过“急件”，见信封上标有“速送，限5点40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过疑虑，但这种顾虑瞬息即逝。她抬起手腕见手表的时针与分针已分别指向了6与12，心头不由一紧，啊，离限定的交款时间仅剩下1个小时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于是她急忙抄起电话：“喂，发行局吗？”在确认电话无误后，她通报了自己姓名，并且以不容置辩的口吻下达了命令：“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什么，手续？你们先准备现钞吧，注意，要旧票，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急忙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认真看过以后，疑惑地问道：“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时间来不及了，你看，还剩了不到一小时！”
行长秘书有些着急，王副局长末及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他抓起听筒：
“喂，我是总行计研局，是……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着号盘，一边对行长秘书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了，我马上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送款！”
挂上电话，这位局长再一次催促发行局快办。发行局当班科长撂下电话，带上科里的老吴，叫来小轿车直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总理批来公函的要求，到金库里提取现钞，捡旧票，包装好，分装两个麻袋。这时发行局当班的朱科长也奉命赶来催办，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进小轿车，直奔民族饭店。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晚餐的和晚餐后外出的宾客在民族饭店一楼前厅进进出出，正是人稠的时候。朱科长三人抬着麻袋进了前厅转门，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他走近服务台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看眼前的赵全一，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很准时嘛！款子带齐了？”
朱科长点点头，用手一指，说“因为都要旧票，发行局的同志加班清点，你看，整整两麻袋呢？”
赵全一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长看过信函，又让赵全一打个收条。
赵全一从兜里拿出笔记本，随手撕下一页，写了一张白条，送给中年人。
“是不是应该加盖个公章。”朱科长不大放心。毕竟这是一笔巨款，一旦出了问题，他无法交代。赵全一笑了：“这信函上不是已经有公章了吗？要不你们就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吧？”
朱科长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长长出了一口气，“哦，可算完成任务了！”于是，他们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轿车。转瞬，轿车便融进了西长安街的车流中……
立案（1）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一个会上讲话。忽然，他的发言被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总理办公室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中央负责同志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破案！
就在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研局王副局长心情沉重地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他们本来以为，20万巨款送达以后，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代如何入账。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六天头上，仍然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回复。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询问。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声称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查对，才发现这是—起伪造总理批示的特大诈骗案。
１９６０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6亿人民在挨饿，就是在这样经济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骗子竟用伪造的“总理批示”骗去了20万元人民币！
总理闻讯极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天罗地网迅速铺开。
几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万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级有关的传达。工人、学生、农民、干部，满城争说“20万”。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醋，找回钞票也要把它对着太阳光照照有没有什么可疑，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