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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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提出这种说法，犹怕被人指责。只是150年前历史之发展若是，即没有理由凭我们的好恶，径自指斥历史“应当”如此演进，而且“不该”若是之发展。其实当日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与关键。马克思终身离开德国，俾斯麦一心做铁血宰相，两人所取途径相反，其基于自由主义无法在德国展开的观点则彼此一致。
很显然的，德境此时使用不同的货币，民法与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除非统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受限制。反面说来，资本主义促进生产、集中生产与分配、加强社会生活之标准化及高度的分工合作，无一不有助于柏林政权之实力。况且煤矿、铁矿之展开，铁路与电讯之敷设，亦始终与军备不可分割。所以此时资本主义的抬头与国家主义并肩而行，也不愿民主的呼声在当中另生枝节。
我们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灵”的观念（第五章）解释这一段历史。德国运至9世纪中期是谓“只有灵魂，没有躯壳”，想创造躯壳，务必倚赖一个全能的政权，兼有经济性格。此即霍氏所谓巨灵（Leviathan）。环顾内外，也只有普鲁士王室符此条件。当日虎视眈眈足以防止德国统一者东有沙俄，西有法国。普鲁士处于二者之间，差有力量足资应付。它也不像奥地利。后者皈依天主教，对工厂制度尚不能融洽，又因在意大利拥有属地，注重南方发展，对外贸易采取保护政策。普鲁士则主张自由贸易，对英法荷开放。基于这些条件，德境多数小国拥普而不附奥，因之也怪不得腓特烈·；威廉自命“天实德予”，而不耐烦于前进人士之“劝进”。
可是1848年的革命也不是全无着落。事平之后，以普鲁士为首各公国王国纷纷采取君主立宪制。只有奥地利始终例外。然则所需宪法不由民意产生，而出于御制。普鲁士的宪法将选民按纳税数分作三级，以担保富人在议会的发言权，也护卫了国家之砥柱。并且国王对所有法案保留否决权。政府对工商业的管制有了明显的放松。1848年的法案让全境组织商会。1851年的法案更让私人厘定他们的制造与贩买标准。对被威胁的手工业也仍给以保护。所以1848年的革命在德国产生两种反响：一如中国的五四运动，掀动了民主自由的呼声。全德的知识界都觉得他们与全德的问题利害攸关。一则与五四运动的成果相反。法兰克福会议虎头蛇尾，中产阶级和市民阶级并所属的知识分子也见风转舵，从此臣服于普鲁士军人贵族地主的领导之下，产生一类似日本明治维新（虽说比1848年的革命迟20年）时尊王攘夷的气氛。
1851年至1857年，德国境内（尤其普鲁士地域内）经历着空前的繁荣。这一方面由于“全德证券交易法案”（Allgemeinedeutsche Weckselordnung）开始在关税同盟的地域内通行，银行得以发行信用票据，西方的资本进入德境，股份公司纷纷成立，柏林证券交易所应接不暇，法兰克福成了国际交换公债的市场，工厂制度普遍展开，重工业、化学工业及电气工业不待轻工业之完成而提前着手（与英荷等国的开发程序不同）。经济发展之成果反馈于农业，前已言之。此时只有使初期之成果更为增高。简言之，1848年前的经济发展由王权及地主领导，1848年后则有资本家企业家积极参加。彼此都不脱离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的线索。“人民觉得有责任维持国家与社会表里一致的观念”。“中产阶级除了赚钱，对旁的问题很少有兴趣，而匍匐于现有政权所定军事外交政策之下。”著书者措辞不同，基本事实则一。
德国之初期存积资本固然得力于传统的勤俭，一般人民之奉公守法，注重服从，也仍不能避免克扣无产阶级情事。人口之迁移，缓和了阶级冲突。1830年至1860年间，100万以上德国人移民美国，其他迁往巴西、智利。1880至1885五年间又有大量人口外移。同时德国本身也在同时吸收外来移民。国内的移民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了以上思想史与经济史的轮廓，我们可以想象以后军事史与政治史之展开，不能脱离所叙之基点。俾斯麦大言不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曾说：“我是一个容克，我将因此而占便宜。”他也说：“我只容许我悦耳的音乐，否则即所有音乐全部不要。”他在1862年任首相时对国会的预算委员会说：“德国不注重普鲁士之自由主义而重视她的实力。普鲁士必专注她的实力，以等待有利的机缘。因为她的边疆对政治体系发展不利，有好几个如此机缘已被放弃。当今的问题不由演讲和多数来定夺，只能决定于铁与血。”当日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感到惊讶，直到近来学者的研究，才肯定地说出，“资本主义已拥他上马”。他之所谓“占便宜”，也是事实。他和他的经纪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独家消息在证券市场中发财。
铁血宰相的手段与智慧已有无数文献详述，也在各种教科书里面占着相当的篇幅。可是今日看来这些资料只代表历史上的一段转换点。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凑集而成，等到机缘成熟，一旦展开，好像足以分割时代。然则我们企图真实的了解历史，不能专注重1861至1871十年间之突破，而必须考虑到背后各项组织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一眼看出德国之统一，由于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为表里。当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的重要性超过人身因素。
1871年德国成立，仍继续着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至此商业管制的规条才能通行全国。铁道与邮政用协定的方式全国化（当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国之民法（Allgemeines Burger－liches Gesetzbuch）尚要待到本世纪初年才普遍通行。可是新国家刚一成立，即立即颁行十进位度量衡制。过去全国有7个货币区，33个发行货币的银行各不相干。1871年后即以统一的金币通行全国，普鲁士银行升级为中央银行。从法国取来之赔款50亿金法郎内，除273000000为纯金，作为新货币之准备金并作未来战事之储备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发散，足以将普鲁士及其他不少国家之公债偿清，也给文武官员丰厚的奖赏，并且大兴土木，因此新德国游资充塞，足为战后投机事业之工具。又因为从法国取得阿尔萨斯及洛林（一部分），煤铁之产量也大增。纺织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形态。也因为帝国陡然富强可以尽力于社会上之服务事业，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卫生、筹谋社会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终黩武主义（militarism）与第二帝国不可区分。普鲁士解放穑夫后，不出10年即已全面实行征兵制。统一之后，各小国成立之部队，除萨克逊尼外，均由普鲁士军官率领，属于德皇麾下，各国已不能过问。俾斯麦当权时军费占帝国预算90％。我们也可以想见军需工业和支持军备的交通通信各种事业和民间经济交流而互相倚赖了。
19世纪后期物质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之际，表面看来德国不过融合一般之潮流。然则所谓世界潮流，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国之磨拳擦掌而产生。俾斯麦既已表彰铁血。其他思想界领导人物，以特莱希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为代表。他以大学教授兼国会议员的资格，著书演讲赞扬侵略性之成就。民间很多团体也在提倡种族主义。况且德意志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资本主义本来即有向外积极发展之势，此时用之以建设海军、开拓殖民地、扶植大日耳曼主义，不免带来打破国际间平衡的威胁，于是也只有一步逼一步，导致几千万德国人在20世纪两次卷入世界大战漩涡。虽说我们不能过度简化历史，将因果关系全凭抽象观念树立，可是也难否认以上事迹前后连贯数世纪。总之，几百年来德国人缺乏一个民族国家，一朝将这缺陷更正，行动起来又做得迅速确实，爽快利落，不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为荣，进而骄倨傲慢，以极窄狭的国家观念，代替传统的世界观。
殊不知第二帝国本身就包括着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东普鲁士容充军人之势力以农业为基础，而西方之自由主义却站在工商业的立场。统一的工作已有将问题“外部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的趋向，此指一项组织发现内部的因素无法凝聚时，也可以发起另一种运动，以便在行动之中掩饰内部之缺乏向心力。对外同仇敌忾，对新德国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麦任第二帝国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后分为二段。大致在1878年前，他赞助自由贸易、与自由主义者合作、提倡“文化战斗”（Kulturkampf）以压制天主教会。1878年后，他有180度转变，从此对关税采取保护政策，与奥地利结盟、和天主教合作、反对自由主义、钳制报纸舆论、取缔社会民主党。这前后的出尔反尔，显然也载在各教科书之中。
其中意义何在？
原来，组织一个民族国家，在法制上有助于国民经济成长，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积极用意，亦即一般国民因国家之富强而得到康乐。可是此中关系也可以本末颠倒：人民之康乐可以视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国家之体制为重。这也等于既造成躯壳，即倚此躯壳为重，不必再顾虑灵魂。所有的组织全可以为之迁就；各式各样的原则也都可以为之牺牲。我们写历史和读历史，进入如此阶段，不免掩卷长思：是国家主义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以新资本支撑国家？
新时代的德国史很难规避这样的疑问。
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1）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叶，俄国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之后，同时发生于1917年，中国的长期革命，迄今则已逾一个世纪，这200年来的事迹，及于远东与泰西，当中地理环境各不相同，社会背景也千头万绪，其成果当然极不一致。可是从长时间远视界来看，以上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也都被强迫放弃过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数目字管理的趋向。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实由于其现存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织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18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