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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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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辗转牟利之效。1255年威尼斯颁行的航海法规定,凡是商船总要有一个货主或其代表为全船首长。熟悉航海技术的船长反成为首长的大副。船上又有一个书记,带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对政府的商务委员会(Consoli dei Mer-canti)负责。他对船上货物有极详尽的记载,必要时能拿出作证,凡是船上有违例的情事,即使涉及船长也要提出报告。
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些组织也有不同的改革。以前合伙经商多是家人兄弟,通常一个驻屯海外,掌管近东埃及希腊和黑海间的买卖,一个留守在威尼斯。1300年后,商人已经无须随船来往,无亲属关系的人合伙经商的情形渐多,海外经纪也多用雇聘,或者以抽佣金报酬,或付固定的薪水。合伙经商组织似有限公司者,所订合同有时间限制,通常有效期为3年至5年。亦有组织一个集团包船或承包整个护航队的船舱,接受其他商客的运费者。威尼斯政府在一般情形下不支持独占,总希望商业的利益让全体公民均沾,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尤其是对方的外国已有政府专利,例如在埃及购买香料,或在亚魁来办棉花,威尼斯商人遵今必须组织经营的财团(cartels),集体和对方讲价钱。
复式簿记起先以为为威尼斯首创,现在看来热那亚出现更早。但是威尼斯商人作了很多改进,如用阿拉伯字记账,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右端互相平行的格式。14世纪威尼斯已经开始有海上保险,并及于船货。大概十字军东征之后,朝圣的船只经常带信,威尼斯与各地商业消息之来往已无问题。14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又经常得到大批关于海外贸易的消息与价格。大概在15世纪之初,威城与西欧国家密切接触之后,参议院每月派一个邮差由陆路传送公文,商人也可以付费托带信件。
威尼斯参议院有监督造船厂工作之职权,即使船只在厂外建造的,也规定它们的尺寸,因为有时候政府需要出价收买。在多数情形下,参议院组织商船护航队。各船出航入港有一定的季节。护航队的海军提督由统领会同四十人委员会委派。因为其中有些商船尚为政府所有(货舱则已租赁与一般商人),所有船上的划桨手又战时即参加战斗,所以商船队与海军船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1300年前后威尼斯的造船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有杆之船尾舵代替了舷舵,蜈蚣船上的划桨手,三人成为一个小单位,行动较前更为便利。威尼斯的护航队,一般官有民用,开始进出于英伦海峡,往来于伦敦、南开普顿和布鲁兹(Bruges)等处。这些船只带来生丝、棉花、樟脑、硼砂、麝香、食糖等物,而从西欧运回地中海则为羊毛、皮革、锡、白蜡、钵碟、纺织品、黄铜器等等。史料显示,从北欧到南欧,水运费用和陆运费用的比较,是1:20,可以想见这种航行利润之富,不过后来受英法百年战争的扰乱而长期停顿。
威尼斯对其公民的管制可算严格,可是其种种规定无一不是替她的商业繁荣和前途着想。和其他政治组织比较,她制度里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算浓厚。这也就是说,她不以创造程序、注重形式、满足官僚自尊心为目的。参议院以下各种执行机构,大部分以委员会主持,也有很多政府方面的律师从中协助解答各种问题。
威尼斯的民法和航海法是狄波罗(Giao Tiepolo)为统领时,在13世纪前期编纂的,后来根据商业习惯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又经过多次修正。从时间上看,这创始仍在很多意大利大小城市之后。
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溯源于罗马法,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由于在意大利大小城市中经过实际的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的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法律对树立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有极大贡献。汇票、提货单和信用状能够协商、转让、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已经用不着说了。像“海损”(averaging loss),“海难救助之求酬权”(salvage claims),“以船作抵押的借款”(bottomry,借方承担船的海上损失)和“船货一起抵押的借款”(respondentia)等等条例,迟至17世纪在英国仍认为是“神秘”,可是在意大利已经通行好几百年了。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来即成为“间接保险”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说欧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structural coherence)。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calculable legalsystem)。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之程度,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接受商业诉讼之法庭为curia di Petizion。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判断。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账簿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150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数。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的说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贸易并没有因这两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没有完全截断红海间的来往。16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商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只有增加,没有减退。中欧的矿产也增加生产,通过威尼斯去换取东南的物资。威城的银行也替北欧及意大利各城市转账。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现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兰。
还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应当于1400年之后在大陆拓地,陆上的发展就是海上的撤退,顾西则不能顾东。还有作家认为亚德里亚海岸的森林砍伐过度,影响以后威尼斯的造船业。也有人认为威尼斯不应当让雇佣军作战。16世纪之后威尼斯的工业虽有片面的发展,其主权则在外国人手里,威尼斯则因公债和军费累积过多,文艺复兴期间,大量资金用于建筑,没有在产业上投资。也还有人责备威尼斯不能远瞻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改变的局面,没有用她的力量作未来统一意大利的打算。
这些情形都有所称叙的理由,也代表见作历史,必有个别的见解。但是我们今日在20世纪的末期,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阅威城发展之经过,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心,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观念解释。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将10多万人的财产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结成一个罗网,将公私各部门一并笼罩,于是私人资本能继续增积,政府也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经理,在这种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资本主义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优势,用不着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后,已发挥尽致。以后纵能扩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数目字上增进,又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有过实质上的贡献,威尼斯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这些因素,为有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都已经历过最高峰时代的改变,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军与商业舰队不分,转口的利润超过制造,在新世界里或不适用,或陷于不利。很多新兴国家赶上时代,今昔之不同越加显然。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威尼斯成为东西之间的枢纽。可是在远洋探险的时代,她即被东西的新兴海上势力所阻塞。纵使16世纪和17世纪间常仍有片面的繁荣,也还是由于其他海上国家有了特别的发展,暂时将红海与直布罗陀间的一段事业搁置,并非长久的趋势。很显然的,1571年西欧天主教的联合舰队在勒潘托(Lepanto,希腊西部)打败土耳其舰队,威尼斯虽然参加,已不能采取领导的地位,她的船只也分割配置于各分队。这和几个世纪之前称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威尼斯不积极开拓远洋,在科技上突破环境?16世纪的造船业又有了继续的改进,勒潘托海战已有火器出现(虽然战事仍由白刃决定),威尼斯尚是发明戴眼镜的地方和出版业的中心。如果这些条件与她的财富结合起来,发为一种积极的运动,威尼斯似乎应当能突破环境,继续为西方文化的杰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历史的前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如此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为众所公认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即逼近于地缘政治内对付同一问题,各地区必会呈现不同之效率或无效率(parative efficiencyor deficiency)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国家以远洋为近邻,又有更多人力和资源,必定要较一个人口只10多万,蹙居于堂奥里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动自由之后,她的保守性格愈为明显。我们的目的,在研究资本主义之展开,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并非前述三个技术上的条件逆转,而是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维持其所创造的一种运动。除此之外,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之下发生。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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