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烟云-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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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选生产队长干部的时侯，大家便把她的保管兼出纳的官职撤换了。
梅花谢了桃花开，时日匆匆，倏忽就过了两年。
这两年里，似乎很少听到咚咚锵的锣鼓声音了，但各个生产队的哨子声却常不停。这是社员们五更造饭，天亮出发去远处劳动的统一信号。乡道和山路上，一早一晚，都能见到一队队的满脸菜色的社员们担着畚箕，扛着锄头，在急匆匆的奔走着。
两年来，不再有红卫兵，也没有再闹武斗，大队书记易天华也恢复了职务。冷落了两三年的大队部又常常要召开社员大会和生产队的干部会议了。
岭塘大队翻身楼生产队新任队长李素琼想不清楚，这两年里，为什么她的生产队在大队的大会小会上总是要挨上级领导的批评。并且，这些批评就象私塾先生用竹板打学生那样，一次比一次的厉害。她不知道带领社员耕田种地竟是那么难，农民想过好一点的日子就是不行。不知为什么，上级领导硬是非要把大家折腾得共同贫穷不可。她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是愈穷困就愈好，就愈光荣呢！？
自易凌胜死后，翻身楼生产队改选干部，她被选为队长，何桂珍被选为保管兼出纳员，又选初中毕业生周向阳做了记分员，生产队的面貌就开始有了变化。她的头脑活，点子多，又过怕了穷日子，对于搞好生产，改变生产队的面貌早就有一套自己的打算。那天，在改选干部的社员大会上，她提出了发展生产，提高工分报酬的意见。她主张抓好“两多一少”。哪两多？第一是经济收入要尽可能多。俗语说，家有千两银，不如朝进一，只有经济收入多了，工分报酬才会跟着高。为此，生产队就要发展多种经营，并广开财路。她认为大家不要绑在一条绳上。生产队的五十亩水稻田和几亩旱地的一年两造耕作，有二十几个娘们就够了。其余劳动力可以与生产队签订互利合同，搞各种副业，多争取收入；第二是粮食产量要有增加。俗语说，“人吃粮，粮吃肥，积肥如积粮，肥多谷满仓。”她鼓励大家多养猪养鸡，说只要社员的牲畜多了，肥料自然就会多，粮食产量就会提高。为此，她建议，家庭凡是养了猪的，都可以在生产队分到一分猪地。猪地可以种水稻，也可以种番薯，完全由社员自己支配，但必须交出定量的猪粪给生产队。此外，生产队的分红工分还应尽可能少。俗语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无水喝”。为此，必须实行生产定额包工，分组耕作，并尽量控制非生产性的虚分投入。她的这些建议条条是道，句句在理，件件实际，都是改变贫穷和饥饿的好主意，所以，得到了全体社员的赞同。于是，几个干部和社员再议一议，不久便定出了具体的措施。
果然，实行了新的办法后，生产队的面貌迅速起了变化。先是，队里搞副业的人多了。烧窑炉的，织藤椅的，做泥水木匠的，卖豆腐的，做豆芽的，甚至三日赴三圩去卖瓜菜、卖三鸟鸡蛋或做其它生意的，各显神通。过去，有的男人不出田干活，本来就不安分，经常趁圩搞买卖，但又怕被大队小队当作投机倒把或自发势力那样罚款，故总是藏头藏尾。现在定了生产队的合同，便是名正言顺的副业户了。周昌年的家庭式织藤椅活计已经发展到多户，有几户家庭的生意越做越大，老老少少都参加编织，家里没有闲人。这些藤椅，常常有汽车司机买来运到各地去卖，生意看好。社员若卖一张藤椅，赚的钱就可以抵上一个人干十多天的农活。这些副业户，他们每月除了要交给生产队一定的管理费外，还拿出比耕田种地的劳动工分值高出十几倍的钱来买生产队基本工分。由此，劳动日的工分值便提高了，社员直接受到了惠益。而副业户有了工分，便也可以分到生产队里的劳动工分粮，大家都有好处；再是，家庭养的猪鸡也逐渐多起来。过去从来没有堆满肥料的几个蓄肥粪坑，从此却一天天的堆高了；生产队的那些低洼地或沙坝土，过去集体耕作得不好，但分给社员做猪地后都长出了绿油油的作物来。一年两造，不管是种地的娘们还是搞副业的男人，大家各行其道，各自乐业，相互促进，日子开始过得红火起来。
然而，这“两多一少”的做法违背了上面的政策，因此，翻身楼生产队便免不了要受到上级的批评了。这便是李素琼所想不到的原因所在。
如那一阵搞“一打三反”，几户社员卖的藤椅都被公社市管会没收了去，说是扰乱了国家土杂农副产品市场。有些副业户因此一二个月也交不上款来。公社的“打反工作组”在大队干部会上传下话来，说翻身楼生产队不少社员不务正业，搞投机倒把，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工作组的意思，只准队里五六十个主副劳动力一同去干十多个人或几个人就能干完的农活，不准再做农活以外的其它事情。他们管这就叫做以农为主，“共同富裕”。
又如那一阵，大队几次召开社员大会，要全体贫下中农学习中央文件。什么“批林整风”啦、“批林批孔”啦、“如（儒）法斗争”啦，等等，都是公社派人来给大家读材料。为了保证到会的社员人数，大队要生产队给每一个参加开会的社员开一天的会就记一天的劳动工分。到会的社员虽然很多，可是却没有一个是听会的。他们听不懂，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个远在北京的长着鹰鼻子手拿红宝书又满面笑容的林彪是干什么的，他有饭吃有大官做为什么还反对毛主席？为什么姓林的老祖宗却是姓孔的？他坐飞机摔死了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只知道世上没有比出工耕田种地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关心的只是缸里还有多少米，今餐该煮粥还是煮饭，并且，今天起来这天气是天晴还是要下雨。天若是出日头了，一家老嫩出工勿忘记要戴笠帽；天若要下大雨了，勿忘记要带上蓑衣。此外，他们还关心的就是谁家饲的母猪下仔了，谁家母鸡下的蛋可以孵小鸡，仅此而已。李素琼坐在一边，只见会场上人头涌涌，黑压压的一片。上面读文件的同志声嘶力竭，下面听会的社员却吱吱喳喳。她想听听讲的是什么，可伸长脖子竖起耳朵认真去听还是听不清冬瓜豆腐。第二次开大会，她便没有再派社员参加了，以免无端的增加许多虚分出来。因此，大队书记就在会上批评他们的阶级觉悟低，思想落后，是“只管耕田早昼，不管当家作主！”按照书记的意思，大伙都来开会，凑凑热闹，听听连他自己都听不懂的那些报告，就是关心国家大事。他管这就叫做“政治挂帅！”
又如开山造田那阵，生产队长李素琼不但受到了大队的点名批评，而且还差点儿被免了队长的职！
那是去年春节的事情。年初二，大队书记易天华一早就带领着全队社员到二十里外的瘦狗岭去开山造田。上面布置任务，“农业学大寨”，每个大队都要在春耕前开出几十亩梯田来。因此，各生产队的社员五更造饭，天刚蒙蒙亮就出发，来到瘦狗岭时，日头已升上两丈多高了。
爬到山腰，他举头望望邻山近坳，也稀稀落落的有些人影晃动。那是其它平原大队的社员民工。近一年多来，公社和大队的书记都恢复了工作，又可以领导和指挥生产了。从播种下秧到中耕施肥再到开镰收割，都由县委书记统一指挥，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指挥运作，并且从中也体会到了权力和快乐。他明显地看到，各个山头劳动的人都远远没有岭塘大队的多。这是因为他对上级布置的任务执行得比较坚决的缘故。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他也叫大队会计按照生产队的人口数把开山造田的任务具体分到了各个生产队，并且，为此专门召开了生产队长会议，强调这是政治任务，必须按时完成。
但是，上得山来，他又不禁犯难了。这个瘦狗岭虽然坡度不陡，但它曾经是树林浓密的地方，大炼钢铁那会树木给全部砍伐光了，后来又自动长出了一些松树苗来。因此，地上不但杂草丛生，藤盘荆错，而且到处埋着乱石和树根树椿，要开山造田谈何容易！而各个生产队上山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娘们，手无绑鸡之力。
对于上级号召农民开山造田，他最先认为，这些领导简直是瞎指挥生产，既不会种田，也不会想事，更不了解民情，只会坐在上面哇哩哇啦的发号施令。因为，若是住在山里却又少田缺地的大队，如果又有充足的劳动力，搞开山造田，增加耕地面积，或许有个奔头，未免不是件好事；但若是平原地区，遥遥几十里路，大家也来到山区刀耕火种，不说种作困难，管理困难，就只肥料和水也解决不了。即使开出一片荒地来，山上瘦瘠的土地又能长出什么庄稼来呢？这不是劳民伤财了么？现在生产队里的良田已经差不多都变成了瘦土，农民有一点儿肥料都往自己的自留地里倒。门前的猪屎田尚且保不了产量，难道山里的不毛之地就能靠天长出粮食来了？他感到这些当领导的头脑发热，整天就怕集体农民闲着，每年都总要想出一些新鲜道儿来折腾农民。社内社外，远远近近，去筑山塘水库啦，挖沟渠疏河道啦，平整土地啦，把有些本来就灌溉自然的田地弄得旱涝颠倒，千疮百孔。把社员弄得团团转，没有一天闲着。殊不知做的虚工分越多，农民的报酬就越低，劳动就越没有积极性。生产队里，赘肉大过奶，光是负担连年不断的兴修水利和许多毫无代价的劳动工分，就足于把已是有限的泥骨头经济拖垮。这样下去，哪个社员还有心在生产队里劳动？因此，他跟几个平原大队的书记一核计，大家便都想在公社的会上提出反对的意见。
但是，后来听公社书记说，这开山造田就叫做“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想出来的主意，他就不敢吱声了。大寨是全国农村的一面红旗。毕竟毛主席高瞻远瞩，而自己打牛屁股出身，看不到发展生产的光辉前景。毛主席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谁敢说它错？就像公社黎超民书记说的那样，咱们理解的照办，不理解的也要照办，耕田也要学解放军打仗。他庆幸自己的活思想没有在大会上说出来。有个叫郑光华的大队书记在会上提了些意见，结果受到黎书记的严厉批评，还要写思想检查。黎书记警告，学大寨是政治任务，谁不学大寨就免谁的职！易天华不想在退休前出什么问题，所以，他虽然在认识上有距离，但执行起来却很坚决。
工地早就插好了竹牌，各个生产队的社员都开始在自己的地盘上挥动锄头，斩荆拨棘，但挥锄下去，只听得一声声的当当响，锄头却落不到坭土里面。在一些藤棘荆草下面，表层的树根和大大小小的石块实在太多了。娘儿们没有办法，便只能用手去拨草。他们一边拨，一边咀咒着这种异想天开的白费力的劳动。但她们又知道这是公社和大队要生产队完成的政治任务，咀咒是没有用的，大家的办法只有捱时间。于是，她们蹲下身来慢慢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