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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中国雄师:三野档案-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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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人、职员手中的只有金圆券,我们不负责任,还算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在曾山的领导下,财委起草了一份用人民币收兑金圆券的报告,得到了华东局的同意。同时财委还提出:为避免市场发生混乱,在正式收兑金圆券之前,入城部队一律暂不用人民币,急需物品,由贸易处代理部办理。
5月30日,市军管会公布了1比10万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人民银行委托金市120家行庄同时开始收兑。起初规定只收兑票面10万以上的金圆券,后来知道有不少车夫、小贩等人还握有5万元的小票子,也要求兑换。虽然当时5万元票面的金圆券,只值人民币5角钱,但曾山立刻主张收兑,他报告陈毅,陈毅当即批准。消息一公布,围在银行门口的群众热烈鼓起掌来。市民们害怕金圆券就像害怕瘟疫一样,收兑金圆券工作进行十分顺利。
可是没有过几天,人民币的生存却遭到了严重的威胁。财委发现:人民银行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几乎又全部回到银行来了。老百姓吃够了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的苦,见了钞票就怕。他们只相信银元、黄金、美钞和实物,只要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调换银元。资本家则相信“工不如商,商不如屯”。只要能吃进金钞银元,日用必需品,物价涨一回他们就赚一回。在这种情形之下,银元贩子们乘机捣乱,哄抬银价,结果人民币币值直线下滑。进上海时,曾山曾估计100元人民币可以换一块银价。可是没过几天,6月2日,银价已涨到660元人民币一块。
到了4日早晨,银价已涨到1400元。如果不刹住这股狂涨之风,不要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挤出上海。
已有资本家在预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可进不了上海。更有甚者,银价涨,百物涨,人心惶惶,人们见东西就抢购,商人更是大囤大积。米、煤、油、布批发出去,很快就被吸得一空而尽。
面对严峻的挑战,6月4日,陈毅在市府大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待银元投机?
曾山首先介绍了情况,然后说:“如果再不把银元涨风刹住,再运多少物资到上海来也没有用。上海占全国贸易额一半,现在,全国陆续解放,进入上海的社会游资特别多,再往里抛多少物资也不行。上海市场一乱,立即会影响全国。天津、北平和其他各大城市、中小城市的银价物价也会紧跟着暴涨。最近,上海周围几个省每天都有电报来催问:解放才几天,上海的人民币跌得这么快,叫我们怎么稳定市场?
会议讨论的结果,决定“先礼而后兵”,行政措施、经济措施一起上。
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了10万块银元,看看能否使银元价格回跌。结果杯水车薪,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银价依旧上涨,投机活动依然猖獗。
同日,上海市各家报刊、公私电台、影院剧场,发动了一场“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规模宣传运动。成千的工人、学生在街上贴标语,说快板,演出活报剧,有的还当面质问和劝说银元贩子停止活动,声势不能说不大,但投机买卖仍在公开和暗地进行。
在大会上,陈毅一次又一次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
“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银元涨,米价涨,百物都要涨,这样下去上海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就会要求我这个当市长的采取断然措施!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如果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不要讲我没有警告过你们。”
可是投机者根本不听。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几个“土包子”能拿得出什么绝招。6月7日,银价已涨到了1800元。看来,这场“银市之战”非“升级”不可了,不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的国家机器是不行了。
6月7日晚上,华东局开会。即将率第二野战军西征入川的刘伯承、邓小平也参加了。会上,陈毅指出:目前这场“银币之战”已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把主要投机者一网打尽,主要是要取缔操纵银元金钞的大本营证券大楼。这几天,我们已派人多次化装进入证券大楼,将上下内外各条通道和各种可能的逃路都检查清楚了,已拟好了一个周密详尽的方案,抓住这批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但麻烦的是:这批投机奸商多年来与一些民族资本家甚至与某些知名人士有交往,或沾亲带故。我们一旦采取强制行动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波动?到底对这批人是办还是不办?
最后,一向以办事果敢利落著称的邓小平拍了板,他爽快地说:“我觉得还是干掉它。有人要喊冤枉,不管它,谁个叫他违法投机?自食其果。共产党不能什么都宽大,否则还以为我们被几个投机者商人吓住了。我们自己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它!”
作出决定后,陈毅又用电话报告了中央。12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
6月10日上午10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带领两营部队,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5路出动,突然包围并严密封锁了整座证券大楼,并宣布: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询问和搜查。楼内2000多人,立即愣住了。经过两天一夜逐个盘查后,先后释放了1863人,最后扣押了250名主犯。
给投机好商当头一棒的消息,霎时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浙两省,震动了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6月11日,银元“袁头”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6月12日,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
共产党的这一仗打得十分干净漂亮。31年后,一位工商界人士谈起这一事作时说:“就从查封证券大楼之后,我们开始相信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上海资本家第一次领教了共产党和陈毅的‘厉害’。大家暗地里告诫自己:向人民政府耍滑头,多半是要‘吃瘪’的”。
在查封了证券大楼后,“银币之战”并没有结束。12日,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袁头”1200元,“孙头”或“船洋”1140元,“鹰洋”或“龙洋”900元。同时限期收存外币,严禁其在市场上流通。货币投机的路一步步被堵死了。与此同时,中央对从全国各地调拨了大批粮、煤、棉花等物资支援上海。
之后,为了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手中的人民币不因生活必需品涨价而贬值,陈毅和曾山、方毅等经过研究,决定在华东37个城市举办“折实单位”储蓄。所谓“折实单位”包括4样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中白梗米1升、十二磅龙头细布1尺、花生油1两和普通煤球1斤。这4样东西的价格一有涨落,每一折实单位的牌价也跟着涨落。市民今天按折实单位的牌价将人民币存入银行,改天去取时,人民币数字会有所不同,但仍相当于存入时折合的同样数量的米、布、油、煤4样实物,外加应得的利息。这样一来,职工的货币工资便能保值。“折实储蓄”受到了市民热烈拥护,他们踊跃储存。中国银行在开办“析实储蓄”的头3天,就收存了30余万个“折实单位”。后来,职工的工资也按折实单位计算,保证工资能随物价上涨,使人心更趋安定,而且这种方法,在物质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市场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稳定金融秩序的同时,人民政府又积极组织复课、复工,使失学学生回到学校,使失业工人回到工厂。不久新政府又赢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斗争的胜利。共产党人在上海这个新的经济战线上初试锋芒,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取得了经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敌人制造的困难刚刚稍减,天公又不作美。7月24日深夜,一场特大的台风挟着雷电暴雨袭击了上海,刹那间灯火俱灭,一片漆黑,到处都充斥着房屋的倒坍声和人们的恐叫声。。陈毅连夜冒雨赶到市府办公室,小车不能开,乘大卡车走,最后大卡车也不能开了,他柱着一根棍子,赤足涉水到了办公室。很快他就查明了灾情:浦东海塘决堤,几十万郊区农民遭灾涌向了市区。市区水深数尺;棚户区房屋倒坍三分之一;几十万亩农田被淹。。陈毅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大世界设立难民收容所,井通令全市学校、电影剧院和会馆等公共场所安置难民,进行施粥和医疗;驻郊区的部队立即开赴决堤处,堵坝疏河,巡逻救护;市区部队火速出动,抢救灾民出险,紧急转运物资。陈毅力争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但陈毅并不就此罢手。事后,陈毅追问:“为什么事先没有气象预报?”细查之下,发现《解放日报》在灾前10天当中未登过一次气象预报。再进一步查的结果,发现公用事业的一个单位曾经上报过说太平洋发现台风,可能在上海登陆。报告送到了军管会办公室,却被一负责同志批上“保密”两字,被密存起来了。
事情清楚后,陈毅拿着这份写着“保密”两字的报告,语重心长地对干部们说:“空袭,不光是美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台风暴雨哩!飞机只能屙几个蛋,台风暴雨不但顶上来,还从地上翻江倒海一起来,比美蒋的飞机还厉害。要是我们早知道,采取预防措施,就会减少损失。管理大城市,我们确实没有经验,要对革命对人民负责,还得要学科学知识。这次事件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希望大家以后好好学习!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学习公用的应当成为电气工程师,学习工务的要成为土木工程师。。只有自己先成为内行,才能懂得领导。”
前进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战士们的思想在繁华的上海不可能不起波动。
随着的时间推移,在驻军战士中,有的觉得睡地板太不舒服了,就擅入民宅找好房子住;有的觉得身上黄里透白的军装太寒碜了,看到工人下班后着装讲究就眼红;有的认为自己流血流汗打下了上海,看到军管人员出出进进坐小汽车心里不服气;还有的认为打下南京、上海,革命就到底了,该向后转去解决个人问题了。。这些不稳定的思想状态,引起了华东局、三野、上海市军管会和警备区一些领导人的注意,并为此多次召开会议给战士们敲警钟。
1949年7月1日前夕,华东局,上海市府召开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党员干部大会。在会上,陈毅、邓小平、粟裕就部队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思想苗头发表了讲话。
陈毅说:我们党28年来英勇奋斗,就是为了今天,为了建设幸福的生活。解放上海最有功劳的是龙华的烈士,是他们开头,我们最后完成。许多烈士家属二三十年受国民党的气,我们暂时受点苦有什么了不起!同志们睡地板事小,解放上海事大,影响全国、全世界,这好比一粒芝麻和一座泰山相比。我们今天到上海这样繁华的地方,“头三天最好”,但保持良好纪律是不容易的,要把守纪律看得同打上海一样重要。纪律好,是人民军队革命性质的表现。纪律不好,我们就得天天向人民赔礼道歉。国民党到上海“五子登科”丧失了人心;我们到上海坐“文明监狱”——指不准随便外出、不准进驻民房等等,赢得了人心。军管人员有人办公事,出来坐小汽车,是工作的需要,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希望同志们继续奋斗,完成警备任务。
邓小平接着说:从渡江到进上海,华东局和总前委对三野是很满意的。虽然很满意,但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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