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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经历我的1957年-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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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天到场部的干部灶吃饭就尝到了甜头:吃的面条白白的、很筋,不是几十人的面条 一锅煮出来,而是一次煮几个人的。面汤里还飘着少量的花生米。当时市面上根本无花生米 可买,我们已几年没吃过花生米,那些“职工”当然更是多年没碰过花生米,在面条里吃上 了花生米,在反复咀嚼之中的那个香呀,真是舍不得咽下去。后来才听说,这些花生米是由 上级拨下来的子种,让在农场试验推广种植的。也许是由于场部的干部对试验种植花生的前 景持怀疑态度,也许是考虑到即使试种成功,不等成熟,花生就会被“职工”及我的难友们 偷吃,他们干脆把花生当作美餐交给了食堂。肯定,在我们的伙房未合并前,他们已吃了许 久了,或许每个干部都分了些,因为有些带家属的干部在家吃饭,如杨振英。
我们的伙房为什么竟然会合并到场部的干部伙房?杨振英未说明。多年后我考虑,一定是有 胆子大的“职工”把四工农场告到了酒泉劳改分局或省上。上级有了批文,具体指示,不 能给就业人员另办食堂。四工农场对执行上级指示一向不折不扣,所以才出现了当今的局面 。这位告状的人充分运用了自己享有的有限的权利,为自己的生存进行了斗争。当然,这也 仅仅是我推理式的猜测。再一个可能是,上级领导机关或许派人来农场检查工作,他们当然 要在场部就餐,发现“职工”及右派分子们另有食堂,为什么要分开办食堂?这中间肯定有 问题。从上级机关下来的人也许只是个小小的干事,他既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场部就得立即 改正。不然,他会把意见带到上面,由领导机关出面纠正。这样,对书记、场长都不利,会 造成难堪,所以,他们干脆采取主动改成统一的食堂,他们自己其实无亏可吃。领导机关即 使再来检查,也无话可说。
我和我的难友们坐享其结果。我们是没有胆量上告的,因为大家都为摘去头上沉重的帽子而 左顾右盼,为这个可怜的愿望而活着。实在说,大家过上这种阶下囚的苦日子,不就是由于 头上有了那被迫戴上的可恨的标记才开始的吗?这个残酷现实逼迫许多人天真地具有了一种 不摘帽子誓不为人的气概。不怕读者见笑,当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呆子。殊不知威胁我们生 存的魔影已在逼近,它比那可恨的右派帽子更具威慑力,只是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
到场部食堂吃饭不久后的一天中午,我同“职工”们一起排队打了饭,端着饭盆走出食堂没 几步,忽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一时间,黄色的沙尘竟形成一道遮挡在眼前无边的昏暗屏 障,使方向难辨,我竟认不得回宿舍的路了。在原地转了几圈,有一阵子,才从昏暗的黄沙 屏障薄弱的缝隙间慢慢辨明方向,一面吃力地继续辨认,一面在狂风的卷动中费劲地挪动脚 步,慢慢走回宿舍。
这场大风,比起初到十工农场,我和两个武威民工及老任在地边点种白兰瓜、包谷时刮的大 风,更显得威力无边。唐代大历年间十才子中的李益,为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人,正 是1000多年后那两个武威民工的老乡,记得有个武威民工在风暴过后曾破口大骂:“我日他 妈,这么个鬼 天 气!”有过十多年戍边生涯的李益,在鞍马之间常“横槊赋诗”,其中就有“风沙满眼欲断 魂”之句。他对征战的将士面对风沙的肆虐心中的悲苦因亲身经历体会至深,比起民工的破 口大骂来,诗句深沉有力,所表达的内涵丰富多了。我们这些含冤受屈在苦难中跋涉的右 派们,遇到这样的风暴,既不能像武威民工破口大骂,又不可像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李益用 笔墨宣泄心中的忧思愁绪。我们的心境又岂是“欲断魂”三字所能尽述的!
后来我才听说,这次风暴在全农场将许多才下种不久的小麦刮走了,各站又补种了一次。在 一站的院里,有四五个空汽油桶被刮得腾空而起,无影无踪。原十工农场三大队的统计高仲 君,来到四工农场一站后,劳动了些日子,后来又当了一站的统计。二站的劳动成员都是我 的难友,我的难友却无一人有此荣幸当统计。二站的统计是个刑满就业的“职工”,听口音 是陕南人,此人从未同我的难友们一起下地劳动,而是独自行动,他似乎懂得些测绘技术, 每天独往独来,早出晚归,好像是为二站的土地进行测绘规划什么的。王智礼对此人当然很 信任,有时为了表示他的阶级立场,也骂骂嗒嗒地说他是判过10年徒刑的劳改犯。对此人, 我心中有许多疑惑,但不能问他本人,更不能问王智礼。就业人员在二站能当统计,我 的难友则不能,由此也可看出一站与二站执行政策的不同。
且说高仲君当了一站的统计后,有时也带人出工。在这场风暴中,他正带了40多个难友去地 里浇春水。暴风一来,空旷的田野里黄沙骤起,更是立即变得昏天黑地,不要说浇地,40多 个人在躲避风暴中都走散了,互相间谁也找不到谁。高仲君就近躲进了干渠中段的指挥所, 干脆把带来的被子拉开盖住全身,把脑袋用被子包得紧紧的,遮挡风沙的袭击。小小指挥所 只是个极简陋的土屋,在遮天蔽日的风暴中几乎要拔地而起,在暴风如虎狼般的吼叫声中颤 栗着。
县上的水利指挥部对付风暴已积累了多年的经验,风暴骤起,立即电话通知上游关闭了闸门 ,所以大渠立即阻断未造成水的浪费。
高仲君是带领人员来放水的,干渠指挥所就是他的住所,他不仅带了铺盖,还带了几斤面粉 ,准备三几日内吃住都在指挥所。在风暴的袭击下,他只能不住地狠劲用手把被头紧紧裹住 脑袋,挡住嗖嗖的冷风钻进被窝。直到下半日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风势略略小了些,才提 起小小的面袋,顺着风势,斜着身子慢慢蹭进附近的一家农户,求这家一位农妇,烙了一张 死面干饼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这位农妇还用大锅烧了些开水舀在碗里给他喝,从门窗缝里 吹进的沙子先是浮在开水上,一刹那就沉到了碗底,高仲君也顾不得这些,啃着死面干饼子 喝混浊的开水,只觉得胃肠里十分舒坦。
三四天后,走散了的难友们才陆陆续续回到一站,无一散失,没有人乘机回家看看,包括家 在安西的难友。在号称世界风库的安西,我的难友们已多次经历风暴的肆虐,他们已有了在 风暴的肆虐中保护自己的经验,所以他们得以一个个安全返回。
在这段日子里,我和女伴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平静。场部食堂虽没有了麸子面,油水并不多, 我们的粮食定量又低,仍常常觉得腹内空虚。
一天中午,在排队打饭时,有个场部干部不慎把面条倒在了取饭的窗台上,炊事员立即为他 重新盛了面条,倒在窗台上的面条,便成为后面两三个“职工”争夺的对象。有个只有二十 一二岁的小潘遭到了炊事员的叱骂。在打好了饭,往回走的路上,小潘有些自嘲,气愤地对 我说:“真是丢人现眼,谁愿意嘛!以前谁又这样丢人现眼过,躲还躲不及呢!”虽然是几句 气话,他仍谨慎地避开了“如果不是肚子饿”几个字。在那个年代,谁要说“肚子饿”,就 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就是反党。小潘在劳改农场几年早受好了教育,所以在气愤不已时 ,仍懂得谨慎用语,以免招来更多的麻烦。小潘愿意同我搭话,还由于他同我们有着类似的 遭遇,小徐在下车间劳动时,同他攀谈过。原来,小潘是个技校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河西 一个工厂干车工,技艺甚好。1957年搞“阳谋”,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时,小潘受到鼓舞 ,也 对领导提了些意见,谁知到反右派斗争时,小潘所提意见被作为右派言论进行批判,火力很 猛。小潘刚参加工作不久,只有十七八岁,哪见过这阵势,就吓得带了些衣物不辞而别,坐 了火车向西安的家中逃跑,想一走了之。这就背了更大的罪名。他前脚到家,后面一纸逮捕 令就将他逮捕归案,然后就判了刑。在劫难逃。现在我们认识的小潘,已是一名刑满就业人 员了。他黄黄瘦瘦,个头不高,身体很单薄,所幸有一手娴熟的车工好技艺,所以在机修厂 仍 当着车工。实话说,他一直肚子饿,自从被判刑到了劳改农场,到服刑期满成为“职工”, 他毫无人身自由。如果由着他自己,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个能吃饱饭的好去处,凭他的车 工技艺,他知道施展本事的天地还广阔着呐。然而,这里的干部虽称他为“职工”,作为人 的一切他已完全丧失,争夺打翻在窗台上的面条并不算啥,他却要受到炊事员的叱骂,而自 己不能回嘴。他比我们更不幸,判刑时还不到18岁。
过了些天,我们同场部的“职工”们一起,在离场部不远处的医院门口开了个会,由场部某 个干部宣布逮捕了医院的一名医生。这名医生我以前也见过,大约有二十八九岁,可能是由 于当医生的关系,平日里穿着干净整齐,仍像个当医生的样子。此人犯了什么罪,并未向大 家宣布,我们只被告知,他也是个刑满就业人员,此次是二次犯罪,用现代民间的语言,就 是 “二进宫”。犯人抓走后,教育科的李科长讲话,其中特别强调:“你们应有高度的自尊心 !”所述事例,主要还是指不要搞小偷小摸,偷吃农场的东西。他口气平和,说得头头是道 ,倒是有几分说服力。我来到场部,杨振英同我也有过一次谈话,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说 “职工”们都是犯了法的地主、反革命,大部分都是判了10年8年刑释放不久,跟你们不同 ,你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二是他们仍然不服改造,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一 有机会就偷偷摸摸,偷吃的。李科长用“高度的自尊心”来要求大家不要偷吃,比杨振英棋 高一着,对我来说要中听一点。后来,我竟糊里糊涂地把他关于“高度自尊心”的话,在写 给景超的信中也说了一遍,说我们应“严格要求自己”。半年后,我才省悟到自己的这段话 铸成了大错!错在我当时还未意识到我们已面临生存危机,景超同我们离别后一直挨饿,他 早就该为生存而斗争!倔强的他两年来信守的就是所谓的“自尊心”,我还以对他的爱心要 求他有“高度的自尊心”,这真是雪里添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那些经常偷吃的“ 职工”才是当时我们应认真学习的榜样,天赋人权,当大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那个奢谈“ 高度自尊心”的李科长的话竟然打动了我,而我又愚蠢地把他的鬼话写给景超,使景超把 他的鬼话当成了我的意思,这是我一生中所铸成的最大的过错!
后来才听说,那个被捕医生所犯的罪行,是由于同三站或四站的干部家属犯了奸情。在这 个营垒高筑、阶级阵线分明得不能再分明的地方,刑满就业人员和干部家属犯了奸情,是我 所始料不及的。但想想《红与黑》中的于连敢于当着市长的面,在暗夜的同一张桌子旁和市 长夫人勾勾搭搭,也就不奇怪了。况且,作为人,他也需要女性的温情。释放后,他虽当了 农场的医生,但毫无自由可言,他不能回家另谋职业,从而也就无法娶妻生子,他对爱情的 需求走了邪路似属必然。“职工”中性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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