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的历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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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帝王迷信方术（3）
清统治者对龙虎山的张氏后裔采取怀柔政策，顺治帝颁赐敕谕，命五十代天师张应京统率族属，不要玩弄异端邪术，不得惑乱愚民。谕给一品印，顺治以后的清帝很宠信张氏，如康熙帝在宫中为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设宴，赐香扇缎匹。
康熙帝禁止民间宗的害人活动，凡跳神驱鬼邪以惑民心者治罪。白莲教、焚香教、混元教、洪阳教受到严格监视。清统治者信奉黄教，黄教是藏传佛教派别。
道教的地位逐渐下降，乾隆四年曾禁止正乙真人传度。道教日益江湖化，道人的形象变得很神秘。如康熙年间的罗真人颇多传奇色彩。《白云仙表》记载他“或取生米麦以口吹之即熟；晚间店家火未及燃，罗吹之亦炽……人馈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馨其所馈或舆斗米饭，鸡卵三百一啖而尽，亦无饱色，或馈生姜四十斤，片时啖尽。”
明清皇帝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康熙，他不盲目排斥西方的传教士，而是虚心向传教士学习外语、数学、地理等知识，是一位少有的明哲君主。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1）
中国历代的社会下层民众都对方术有偏好，特别是每次农民战争都利用了方术，这形成了一个传统。
为什么古代会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呢？
首先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水平有限，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处于浅层次，人们对宇宙及社会缺乏认识，教育不普及，愚昧的意识很浓厚，他们在严酷的政治压迫和自然灾害面前，只有寄托于方术，以为方术会给自己带来吉运，如鼎澧逸民在《杨幺事迹》记载宋朝建炎年间，“有土人妖巫钟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乡村愚民，连洛澧、峡州无知之俗，悉来归奉，（谓之投）拜法下，莫知其数。若受其法，则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应有病患，不药自安，所以人多向之。钟相乃妄称‘天大圣’名号，亦曰‘钟老爷’，于武陵县管唐乡水连村，地名天子岗。”明清时期的秘密社会组织在吸收农民加入时，声称可以在天堂挂号，在地府抽名，生前躲劫避难，遇难成祥，超生不死，永脱轮回。在困苦中煎熬的农民对神秘主义抱有幻想，成为神秘主义信徒。
其次，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一批巫师术士活动频繁，以神秘主义为倡导，深得农民领袖的依赖。如，陈胜在大泽乡征求卜者意见，卜者心领神会，为之谋略。《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西汉樊崇的“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
有的农民领袖本人就是一个大术士，以巫术鼓动民众。《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道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张角以巫术取信于民，广收教徒，一当时机成熟，即行起义。又如，宋朝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巫士黄捉鬼率众数千，往来于湖南，杀官军，朝廷用了四年时间才平息黄捉鬼及其残余部众。
再次，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是必要的。他们面对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庞大的官僚体系，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有能够窒息造反火花的意识形态，有集中的财力和物力，而他们所领导的农民却是一群本来就极不情愿造反而又迫不得已造反的农民，农民们思想涣散，缺乏武装，缺乏组织纪律，缺乏权威观念，而他们所要担当的重任是推翻腐朽的朝廷，重新调整生产关系。在殊死的斗争中，只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意识形态，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组织农民、鼓舞农民去战斗。
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在调动农民参加起义的同时，可以出其不意地掀起大的波澜，使封建统治阶级防不胜防。南宋陆游在《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说过：“自古盗贼之兴，若止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这害，未易可测。”陆游是站在封建官吏的立场上，道出了他们对农民战争利用神秘主义的胆怯。
到了晚清，这种传统必然会继承下来。晚清的下层民众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主体力量，他们包括农民、游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矿工、水手等。他们人数众多，受压迫深重，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义和团、会党的部众基本上是下层民众。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生活涣散，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很不容易，何况，封建官吏遍布城乡，对下层民众看管得很紧。因此，下层民众只能采用方术神秘主义进行组织。
下层民众对传统有很深的依恋之情，对传统方术神秘主义能够接受。当然，这种接受不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而是困苦生活所迫。当代学者俞青松在《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一文说得很清楚：“吸引劳苦群众到宗教结社行列中去的，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贫困。农民和手工工人们受尽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切要求改变眼前悲惨的境遇，然而，他们看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就祈求神灵的庇佑，依附于超人的权威，用精神的解脱，补偿现实的苦难。”
太平天国对吉日凶日、军营朝向都有忌讳。嘉定人陈庆甲在《金陵纪事诗》从敌意的立场讥笑太平天国：“忌讳多端甲令宣，干支点窜亦编年，满城斓语争传遍，月晦刚逢月正圆。”为了避凶日，竟然违背时节规律，历法差错达半个月，这是不可取的。当然，陈庆甲在诗中作了过多的夸张，不必尽信。选择吉日，古代称之为择吉术，明清最为流行，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回避煞神，这是一种迷信。
太平天国还不时利用测字术。历史上大人物之所以被神化，不仅靠他自己，而且还靠他周围的人。洪仁曾经以测字术神化洪秀全的姓名，他在《己未九年会试题》说：“以字形释之氵旁加共洪也；禾下添乃秀也；王上添人全也，隐然寓真主之圣名，显然作民极之圣主，玉食万方，岂徒然乎！”
太平天国还流行一些罕见的杂术，如《天兄圣旨》记载了一种以灯照面术：“天兄复下凡谕曰：先将灯亮照西王面，化西王心。次将灯亮照南王日纲、玉书同众小面，化南王、日纲、玉已众小心。各各宽草放草，尽草理天事，不可顶颈。”这种杂术类似于宗教的洗礼仪式，又有巫术以火驱邪照心的成分，在古籍中很少看到。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2）
在历代下层民众举事过程中，义和团利用方术的特征最为突出。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一些江湖上的巫师、僧人、道士混进来，自称来自峨嵋山古刹或其他仙境，修炼了几百年，有神术，擅长巫道。他们略有小技，却无限夸大本领。如某村中一妪自云为神所遣，号龙天圣母；又称其幼子为童子观音，以香灰符水为人治病辄效，远近村民多惑之。即后来之红灯照仙姑。这部分人人数不多，能量很大，常常居于核心和领导的地位，对义和团大搞方术神秘主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义和团的方术神秘主义十分愚昧，时人在《庚子国变记》记载团民“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会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
义和团自称可以念咒避枪炮，有一首咒语云：“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枪佛来。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塞。止住风火不能来。天地玄我，日月照我。”在这种愚昧观念驱使下，团民用血肉之躯挡洋人的枪火，死者遍地，而团首又念咒语，称死者七日可复活，等不到三日，尸体已腐臭难嗅，路人掩鼻。
义和团的神术大多是吹牛，很少付诸实践，也不可能实践。如，团民说红灯罩有一把神扇，“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但谁也没有看见有哪一位红灯罩能够施用这种法术，如果天下真有这种法术，义和团也不会败在洋枪洋炮之下。这个法术，当时受《西游记》影响，把火焰山铁扇公主的故事搬到了现实生活中。
义和团的方术误事。据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到北京前门外去烧洋货铺，他们说有法术相助，火不会殃及周围的民房，不让百姓做防火准备，结果法术不灵，大火无情，烧了上千家民宅，大失民心，团民也很尴尬。义和团中搞方术的人，有的至死不悟，时人王锡彤在《河塑前尘》记载，有拳民自称能避枪炮，河南道道员岑春荣命人持枪试之，拳民“袒其胸口，念念有词，亲军二人瞄准击之，呼訇一声，作法人倒地死矣。”作法的拳民练有硬气攻，可以稍稍抵挡冷兵器。若要夸大硬气功作用，只能自取其咎。
义和团的法术常常是面向东南躬身，口诵咒语，请神附身，名曰“上法”，顿时形色改变，拧眉瞪目，声音喘呼，似忿怒之状。遂手执宝剑或诌剑诀。
义和团以神秘主义表演神术，他们声称神术有无比妙用，声称一月而足用，三月而术成，则矢石枪炮，均不能入，以此抵御洋人，削平世界各国，所向无敌；其精者，至可以书符作诀，从空中发火种，焚毁百尺巍楼，万间广厦，或随意举利刃自称，至于刃曲锋折，面肤肉迄无少损，闻者益惊以为神。
义和团把神 排成强大的阵容，呈战斗状，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如：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福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前来会师，等等。有时甚至把一些不同朝代的人物扯在一个阵营，大有“关公战秦琼”之势，令人啼笑皆非，然而，其本义却是为了扩大声威。
义和团自称降神附体可以使枪炮刀戟不能伤，手于空中指画则火起。他们一般不代神传言。太平天国的臣民举行神秘仪式时，颇像基督教的礼拜，井然而肃穆。义和团的仪式却很像戏剧表演，时人吴永称之为“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空白”，他描述了一个场景说：“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人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已至阁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通报。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北方人喜欢戏剧，人人都能哼几段，摆弄两下，许多团民出身艺技伶人，所以用演戏的形式装神扮鬼。义和团尚红。义和团在头巾上写‘协天大帝’，在兜肚上写‘护心宝镜’等字样来看，他们戴红巾、系红腰带、穿红色衣服，确有避凶趋吉的意义。义和团以为一身红色，可以破洋人的邪术、魔法，同时保护自己的身体。所以，连大学士刚毅在作战前也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