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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毛泽东传-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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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并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的谈判对手以来,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十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中间又有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

当“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后,蒋介石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在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23)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4)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窖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6)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27)与会者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28)

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29)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30)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1)周恩来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

周恩来在十七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32)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33)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十七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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