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3〕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羊，诚然是弱的，但还不至于如此，我敢给我所敬爱的羊们保证！
但是，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报》的“显微镜”〔4〕下有这样的一条——
“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5〕，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因此想起中国有几个字，不但在白话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几乎不用。其一是这误印为“钉”的“钊”字，还有一个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有留遗。我手头没有《说文解字》〔6〕，钊字的解释完全不记得了，淦则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叙述船漏水，无论用怎样古奥的文章，大概总不至于说“淦矣”了罢，所以除了印张国淦，孙嘉淦或新淦县的新闻之外，这一粒铅字简直是废物。
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7〕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8〕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9〕一流人。
我在N的学堂〔10〕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
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11〕。
假使那时也像现在似的专用高压手段，我们大概是早经“正法”，我也不会还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来很有“怀古”的倾向，例如这回因为一个字，就会露出遗老似的“缅怀古昔”的口吻来。
五月十三日。
九
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们是没出息的了，因为他眷念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但也有说回忆是最为可喜的。
前一说忘却了谁的话，后一说大概是A．France〔12〕罢，——
都由他。可是他们的话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来，研究起来，一定可以消费许多功夫；但这都听凭学者们去干去，我不想来加入这一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13〕。（是否真是寿终，真在正寝，自然是没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写得好看一点。）我能谢绝研究文艺的酒筵，能远避开除学生的饭局，然而阎罗大王〔14〕的请帖，大概是终于没法“谨谢”的，无论你怎样摆架子。好，现在是并非眷念过去，而是遥想将来了，可是一样的没出息。管他娘的，写下去——
不动笔是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15〕我近来才知道；可是动笔的九成九是为自己来辩护，则早就知道的了，至少，我自己就这样。所以，现在要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为自己的一封信——
FD君：
记得一年或两年之前，蒙你赐书，指摘我在《阿Q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Q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我当时没有答复你，一则你信上不写住址，二则阿Q已经捉过，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热闹，共同证实了。
但我前几天看报章，便又记起了你。报上有一则新闻，大意是学生要到执政府去请愿〔16〕，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学生不得入，终于无结果而散云。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愈远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振振有辞”了。
夫学生的游行和请愿，由来久矣。他们都是“郁郁乎文哉”〔17〕，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至多，“怀中一纸书”而已，所以向来就没有闹过乱子的历史。现在可是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而且有两架！
但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离奇。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18〕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
请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我的一个朋友从印度回来，说，那地方真古怪，每当自己走过恒河边，就觉得还要防被捉去杀掉而祭天〔19〕。我在中国也时时起这一类的恐惧。普通认为romantic〔20〕的，在中国是平常事；机关枪不装在土谷祠〔21〕外，还装到那里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鲁迅上。
※※※
〔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十八日、十九日《京报副刊》。
〔2〕武者君的《温良》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京报副刊》。其中说：“鲁迅先生曾在教室里指示出来我们是温良，像这样外面涂着蜜的形容辞，我们当然可以安心的承受，而且，或者可以尝出甜味来。”“然而突然出了意外的事，……我的心是被刺刺伤！”“我的意想里那可爱的温良面相渐渐模糊，那蜜，包在外面的那东西，已经消溶，致死的尝出含在那里面的毒质来！”又说：“在途中，我迎送着来来往往的这老国度的人民，从他们的面相上，服饰上，动作上以及所有他们的一切，我发现了两批东西：凶兽和羊，践踏者和奴隶。”参看本书《后记》。
〔3〕指女师大风潮。一九二四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风潮发生，迁延数月未得解决。一九二五年一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荫榆长校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将杨撤换；并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她为校长。同年四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声言“整顿学风”，这就更助长了杨荫榆的气焰。为了配合章士钊的行动，仰承他的意旨，杨荫榆在五月七日布置了一个演讲会，请校外名人演讲，想借此巩固她的校长地位；同时又包含着这样一个阴谋：若学生有反对举动，则以国耻纪念日不守秩序的罪名予以惩罚。当天上午演讲会举行时她登台为主席，但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便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至九日即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作者当时是该校的讲师，平时对杨荫榆的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风潮起后，他完全同情学生，这段文字，便是他第一次为女师大事件所说的话。“掠袖擦掌”一语，即见于学生自治会为杨荫榆开除学生六人致评议会函中。对五月七日演讲会上发生冲突的情形，信中说：当时杨荫榆“强以校长名义，悍然登台为主席，事前不听自治会各部职员立婉劝，致有当场激动学生公愤，稍起冲突之事”，而杨即“厉声呼曰‘叫警察’，同时总务长吴沆，掠袖擦掌，势欲饱生等以老拳。”
〔4〕“显微镜”当时《京报》的一个栏目，刊登的都是短小轻松的文字。
〔5〕五七呈文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学生因纪念“五七”国耻遭到镇压后，曾结队去章士钊住宅责问，与巡警发生冲突。
“五七呈文”即指章士钊为此事给段祺瑞的呈文。
〔6〕《说文解字》我国最古的字书之一，汉代许慎著，共三十卷。据《说文解字》：钊，“元刂也”；淦，“水入船中也”。
〔7〕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二三年十月，他收买国会议员，以贿选得任中华民国总统，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失败后被迫退职。
〔8〕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建党后一直负责北方区的党的工作，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因而遭到当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压迫。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下令通缉他，次年四月六日被捕，二十八日遇害。
〔9〕“大刀王五”即王子斌，清末的著名镖客。
〔10〕N的学堂N指南京。作者于一八九八年夏至一九○二年初曾就读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
〔11〕候补道即候补道员。道员是清代官职，分总管省以下、府州以上一个行政区域职务的道员和专管一省特定职务的道员。又清代官制，只有官衔但还没有实际职务的中下级官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
〔12〕A．France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企鹅岛》等。
〔13〕“寿终正寝”《仪礼·士丧礼》有“死于适室”的话，据汉代郑玄注：“适室，正寝之室也。”即住房的正屋。寿终正寝，老年时在家中安然死去的意思，别于横死、客死或天亡。
〔14〕阎罗大王即阎罗王，小乘佛教中所称的地狱主宰。《法苑珠林》卷十二中说：“阎罗王者，昔为毗沙国王，经与维陀如生王共战，兵力不敌，因立誓愿为地狱主。”
〔15〕不动笔是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陈西滢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的给编者孙伏园的信中说：“一月以前，《京报副刊》登了几个剧评，中间牵涉西林的地方，都与事实不符……
西林因为不屑自低身分去争辩，当然置之不理。”
〔16〕学生到执政府去请愿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北京各校学生为了援救因纪念“五七”国耻被捕的学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罢免教育总长章士钊、京师警察总监朱深。
〔17〕“郁郁乎文哉”语见《论语·八佾》。据朱熹注：“郁郁，文盛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