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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华盖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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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悟善社一种封建迷信的道门组织。
    〔14〕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儒家创始人。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道家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耶稣基督(约前4—30),基督教创始人。基督,即救世主。谟哈默德(约570—632),通译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
    〔15〕五世同堂即五代同居。礼门、义宗,即所谓笃守礼义的门庭和宗族。在封建社会里,这些都被认为是可称颂的事情。
    〔16〕《萧曹遗笔》清代竹林浪叟辑,共四卷。一种供讼师写状纸用的参考书,假托是汉代萧何、曹参的著作。
    〔17〕“以孝治天下”语见《孝经·孝治章》:“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
    〔18〕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他因为鼓吹并实际参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曾被反动派毁谤为疯癫。辛亥革命后,他也常有反对袁世凯等军阀黑暗统治的言论,因此又曾被反动派毁谤为“章疯子”。
    〔19〕《鬼谷子》相传为战国时鬼谷子所著,实为后人伪托,共三卷。《飞箝》是其中的一篇。据南朝梁陶弘景注:“‘飞’谓作声誉以飞扬之,‘箝’谓牵持缄束,令不得脱也;言取人之道,先作声誉以飞扬之,彼必露情竭志而无隐,然后因有所好,牵持缄束,不得转移。”“虽覆能复”,据陶弘景注:“虽有覆败,必能复振,不失其节度,此箝之终也。”
    〔20〕苏秦,张仪战国时纵横家。苏秦曾游说六国联合抗拒秦国;张仪曾游说六国归顺秦国。据《史记》的《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说,他们两人“俱事鬼谷子先生学术”。
    〔21〕来鹄据《全唐文》卷八百十一《来鹄》条:“鹄,豫章人,咸通(按为唐懿宗年号)举进士不第。”这里所引的话,见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鬼谷子》条:“来鹄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诡绐、激讦、揣测、忄佥猾之术,悉备于章,学之者惟仪、秦而已。
    如捭阖、飞箝,实今之常态,是知渐漓之后,不读鬼谷子书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22〕指当时各地军阀的内战。参看本书《忽然想到》之十一及其注〔22〕。
    〔23〕“是乃天授,非人力也”这是汉代韩信称颂刘邦的话。
    见《史记·淮阴侯传》:“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24〕本节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七月一日”是作者在结集时补上的。
    〔25〕“五分钟热度”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晨报》“勿忘国耻”栏发表的《第十度的“五七”》一文中,曾说:“我不怕说一句犯众怒的话:‘国耻纪念’这个名词,不过靠‘义和团式’的爱国心而存在罢了!义和团式的爱国本质好不好另属一问题。但他的功用之表现,当然是靠‘五分钟热度’,这种无理性的冲动能有持续性,我绝对不敢相信。”
    〔26〕汤尔和(1878—1940)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关于五卅事件,他在《晨报》的“时论”栏发表《不善导的忠告》一文,其中充满诬蔑群众,取媚于英、日帝国主义的胡说;这里所引的侮辱爱国学生的话也见于该文:“前天某学校以跳舞会的名义来募捐,我家的佣工,告诉他说是捐的次数太多了,家里没有钱。来人说你们主人做过什么长,还会没钱吗?把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再三央告,始怫然而去。”
    〔27〕木兰从军见南北朝时的叙事诗《木兰诗》。内容是说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出征十二年,立功还乡。缇萦救父,见《史记·仓公传》。缇萦是汉代淳于意(即仓公)的幼女,因父亲犯罪,上书汉文帝,表示自己情愿做一名官婢,代父赎罪。
    〔28〕“束发小生”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而遭到反对,他在给段祺瑞的辞呈里说:“夫束发小生。千百成群。至以本管长官之进退。形诸条件。”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章士钊说的“束发小生”却含有轻视的意思,近似俗语“毛头小子”。
    〔29〕韩非子即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时韩国人,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韩非子》二十卷,计五十五篇。《韩非子》中没有“不耻最后”的话,在《淮南子·诠言训》中有类似的记载:“马由者不贫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平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哉,马力必尽矣。”,赛马。
 答KS君〔1〕
    KS兄:
    我很感谢你的殷勤的慰问,但对于你所愤慨的两点和几句结论,我却并不谓然,现在略说我的意见——
    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2〕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发生不平,其实是作茧自缚;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使我较为感到有趣的倒是几个向来称为学者或教授的人们,居然也渐次吞吞吐吐地来说微温话了,什么“政潮”咧,“党”咧,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但终于使我觉得有趣的是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又自己开出帐来发表了。仿佛世界上还有光明,所以即便费尽心机,结果仍然是一个瞒不住。
    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3〕,也使我莫明其妙。
    《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4〕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5〕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挦〔6〕,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即如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7〕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8〕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挦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况且,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至于别的用处,我委实至今还想不出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要开头,他们还得有一个更通古学,更长古文的人,才能胜对垒之任,单是现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牍和游谈的堆积,纸张虽白,圈点虽多,是毫无用处的。
    鲁迅。八月二十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莽原》周刊第十九期。
    〔2〕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
    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活动,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发生后,由于鲁迅反对章士钊压迫学生的行动和解散女师大的措施,章便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段祺瑞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次日公布。八月二十二日鲁迅在平政院控诉章士钊,结果胜诉,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复职。后来章士钊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3〕《甲寅周刊》章士钊主编的杂志。章士钊曾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发行《甲寅》月刊,两年后出至第十期停刊。《甲寅》周刊是他任教育总长之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北京出版的,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其内容杂载公文、通讯,正如鲁迅所说,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他办这个刊物的主旨,一方面为了提倡古文,宣扬封建思想,一方面则为了压制学生和他的反对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刊物中除一般地宣传复古外,还有不少诬蔑青年学生、为当时的所谓执政(段祺瑞)捧场和吹嘘他自己的文章。
    〔4〕唐宋八大家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
    〔5〕“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章太炎《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的《孤桐杂记》中,将这个成语错用成“每况愈下”:“尝论明清相嬗。士气骤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
    〔6〕挦撦意思是摘取和撕扯。一般指剽窃别人的词句。撦,扯的异体字。
    〔7〕《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这篇呈文曾刊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其中有一部分字句,旁加密圈。
    〔8〕何栻(1816—1872)字廉昉,号悔庵,江苏江阴人。清道光时进士,曾任吉安府知府。著有《悔余庵诗稿》、《悔余庵文稿》等。
    《齐姜醉遣晋公子赋》见《悔余庵文稿》卷二。
 “碰壁”之余〔1〕
    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2〕的一封信,无名小女卒,不在话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间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3〕。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4〕。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5〕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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