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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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我也深知医务工作者的苦闷与艰难，如今在医务界挑大梁的人也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排除在工资低微、养老抚幼、工作繁要……的人们行列之外。大夫们也在“带病坚持工作”，和张广厚、谢以铨、王振泰……一样。他们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这一代人必须“拼命”！许多人在这条路上倒下了，活着的人踏着他们的足迹，还在继续走下去……
冯福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尖子演员，现年四十六岁，已有二十六年艺龄，是王振泰的同龄人和挚友。他的家里有长期瘫痪的老父亲，弟弟患有肝坏死的重病。他背着沉重的家务，还要作剧院的台柱子，哪副担子也不能卸。一九八三年体检，发现肺部有一块栗子大小的“增浓”，医生说是肿瘤前期。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能“躺倒不干”吗？只能在治疗的同时，照样演戏，有时甚至一天两场。他是主角，他一退，整台戏就垮了。上场之前，他必须先打一针葡萄糖；幕间十分钟仅够换服装的时间，一边换装，一边往嘴里塞仁丹；演出中间支撑不住，就对着侧幕喊：“赶紧给我一碗凉水！”
他曾经晕倒在舞台上，是王振泰把他救了下来。那是怎样的“即兴表演”啊！振泰抱着他、扶着他，说着临时编造的“台词”。把他拉到台后，观众竟看不出一丝破绽，还为他们的表演“真实动人”而鼓掌呢！振泰救过他，他也救过振泰，他们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但是，振泰先走了。他还在沿着振泰走过的路往前闯。“我们青艺的同龄人，已经死了七个了，不知哪一天，该轮到我了！”他说，语调似乎很平静，“我现在索性不停了，有戏就演，有活儿就干，我要活得值！”
徐雷，现年三十八岁，青艺的主要女演员，一九七九年从部队转业到了青艺，半道儿接了《权与法》，之后一直没有间歇地主演了《上海屋檐下》、《金子》、《金钥匙》、《街上流行红裙子》、《风雨故人来》、《不知秋思在谁家》、《红茵蓝马》，还拍了电影《秋天里的春天》和电视剧《故土》，短短的艺龄达到了惊人的饱和程度。她的观众也许根本想不到这样一位“台柱子”的月工资至今刚刚长到八十九元；为了保证她的演出，从母亲到丈夫孩子都一切先尽着她，她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一个做母亲的人，从孩子口中夺食，又是什么滋味儿！观众只听说某某“歌星”发财了，某某“影星”阔了，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坚守在严肃的艺术创作岗位上的话剧演员生活的窘迫，人们戏称他们为“艺丐！”
徐雷并不羡慕那些“走穴”的人。“再唱一个，我给钱！”“再扭一扭，我给钱！”那是艺术吗？那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人格的拍卖！她挚爱自己的事业，辛勤地耕耘着艺术园地。
那一次，在《风雨故人来》的演出当中，一封“爸爸病重，能否回？”的电报飞到女主角的面前。当时，她的老父亲因脑溢血，已危在旦夕，家人怕影响她的工作，争论许久，才打了这么一个商量口吻的电报。女儿的心碎了！但是！八场戏的票已经全部售出，她不能让观众失望，不能砸了剧院的牌子，决定不回去，含着眼泪也要把戏演完！
那难忘的八场演出，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到达剧场，目不斜视，排除一切干扰，使自己进入角色。那天，她刚走到剧场的收发室，看门人说：“今天恐怕不演出了，听说女主角的爸爸去世了！”她的头“嗡”地一声，几乎跌倒在地。她走进空空的剧场，坐在观众席上，一个人默默地饮泣。这一晚的演出没有停，是她坚持要演的，而且演得格外好。她原担心自己会死在舞台上呢，没想到，真争气啊！
八场戏演完，她才赶回故乡，那时，父亲已经故去十天了，只留下一抔骨灰！
说起这些，徐雷不知不觉涌出了泪水。但她对自己走过的路，无恨无悔。她只是哀叹：“别人以为我是‘牛’，其实，正当年华，已经力不从心了，好几次差点儿死在台上！”她感到欣慰的是：“这几年的创作给了我乐趣，我最幸福的时刻是在创作中，没有事业，就没有一切！”
和冯福生一样，她这位看来还很年轻的女演员也早早地想到了“死”，从王振泰想到自己。“活着干，死了算，只是个迟早的问题！”她说。
徐雷还年轻，她的同龄人、同代人都还年轻，“死”，本不是他们该议论的话题，他们应该放眼眺望的不是结束生命的八宝山，而是生命之树长青的事业峰巅。但是，王振泰等人的死给了他们某种预兆，他们似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和“先行者”们一样短促，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清醒！猝死的人生前未必想到死，也未必痛苦，痛苦的是清醒地走向归宿的后来者！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残酷的自我抉择：要生存质量，还是生存期？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
一九八六年二月六日，北京。
这一天是阴历腊月二十八，牛年就要过去，虎年即将开始。立春已经第七天了，气温却还未转暖，朔风卷着尘沙，扑打着朝北的窗户，使深夜伏案工作的高建民全身透着凉意。
他的面前摊着三份中、英文《说明书》，其中一份是这样开头的：
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轧机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斜轧轧机。
轧制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至今还没有出现一种结构简单而又能高效地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无论是“自动轧管机组”还是“皮尔格轧管机组”都只都生产直径七百毫米以内的无缝钢管，然而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对于大型工程和海洋开发都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大直径无缝钢管只能用Ehrhardt方法，质量要求不高的也可用UOE焊接钢管方法，这些方法都比较复杂，不仅生产设备庞大，而且生产率太低。
于是，发明人提出了“负特征角斜轧理论”，解决了斜轧大压下的理论问题，依据这一理论可以创造出一系列的新型高效率斜轧轧机。
该轧机可以轧制直径为五百毫米以上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该机的轧制压下量大大高于普通的斜轧轧机，该轧机设备结构简单，控制方便，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生产较薄壁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
为了大多数读者的方便，我不再引述下面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普通读者虽然不必弄懂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科技理论，却不可无视它的科学价值，不可无视那些冰冷的钢铁机械对世界物质文明和国计民生的巨大意义。早在一八八五年，德国的曼内斯曼兄弟就发明了斜轧穿孔机，又于一八九一年发明了皮尔格轧管机，一九○六年斯特菲尔发明了自动轧管机，一九三六年美国人阿塞尔发明了阿塞尔轧管机。近年来，意大利发明了压力穿孔机，德国施洛曼——西马克公司发明了三辊行星斜轧轧管机。利用这些无缝钢管轧机已形成了种种组合型式。尽管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但由于轧制理论和由此产生的轧制工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导致了轧制设备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轧制效率低，轧制出的产品表面质量不高等问题。
我们还记得五十年代我国鞍山首次制造出无缝钢管时，带给每个中国人的巨大喜悦。那时，我们依据的就是曼内斯曼理论，使用的也是进口的现成设备。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也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无缝钢管轧制理论和方法。
现在，一个中国人创立了“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一系列的新型低成本、高效率无缝钢管斜轧轧机，从而，将使中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方面都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发明人年方四十四岁，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工程师高建民。为了创立这一理论，他花费了整整二十年的岁月……
一九六六年，高建民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专业，并考取了该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问他：“你准备在哪个方面作深入的研究？”他明确回答：“我对无缝钢管有新的设想！”那时，未来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印象，一粒初具雏形、等待萌发的种子。
可惜，一场从天而降的政治狂飙把一切都打乱了，那时候，似乎大字报比无缝钢管要重要得多。他中止了研究生的学业，被分配到鞍钢无缝钢管厂当工人。
一九七三年，他有幸得到冶金工业部的垂青，让他去西安参加一个专业会议。他想：机会来了，要把自己的设想整理出来，争取得到部里的重视和支持！那时，他是一名工人，车间里干活儿三班倒，他是没有资格“脱产”的。为了绘制那些繁杂的图纸，他需要时间！为此，他竟然请了三个月的事假。当然，按照厂里的规章制度，这要扣发他的工资的。扣就扣吧，为了那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理论构想，他把饭碗也置之不顾了！他仍在苦苦思索：曼内斯曼，曼内斯曼，总有一天，我要向你们兄弟挑战！
高建民的构想果然受到了冶金部的重视，列为部里的科研项目。消息传到厂里，那扣发了三个月的工资就补给他了。部里根据他的愿望，同意他到钢铁学院去进一步研究和实验，因为那是他的母校，那里有他所熟悉、并且也熟悉他的老师。
重返母校，高建民的心情犹如龙入大海、虎归山林。他和他的老师们通力协作，为实现他的构想而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绘制那些精密细致的图纸……他说：只要能搞出这项成果，对国家有用，我个人的名字排在最后也无所谓。
四年过去了，他所期望的成功还没有到来。这时，厂里接到北京来函，得知实验已经“失败”，召他回去。高建民不知“失败”之说从何谈起，但他想象得出一旦半途而废意味着什么。回去，就再也搞不成了！他没有走，仍旧“赖”在北京，千方百计地寻找继续实验的机会。为此，厂里又扣发了一年的工资！那时候，他已经娶妻生子，与他分居两地的妻子每月挣五十多元钱，还要寄给父母四十元，请他们代为抚养孩子，剩下的十多元钱怎么养活这夫妻两个？只有天晓得了。妻子没敢把丈夫的处境告诉娘家父母，勒紧裤腰带，让丈夫继续研究他的无缝钢管理论。唉，高建民，这个面慈目善的男人，意志却比铁石还坚硬，他迷恋钢铁竟然到了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
又一次幸运帮助了困境中的他，他的学术论文终于在《金属学报》上发表了！鞍钢无缝钢管厂的领导看到了来自北京的权威性学术刊物，知道高建民没“失败”，没“白干”，没“泡汤”。把扣了一年的工资如数补给他了。这笔钱简直是雪中送炭，高建民兴奋地奔走于书店、图书馆和科研单位，他有了“活动资金”了！
他艰难地跋涉于科学探索之路，寻找着报国之门……
一九七八年，他得以从鞍钢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