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民国文人风骨民国那些人(精选)-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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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觉得民国时期比较像两晋时代，虽然都是战火纷飞，鲜血涂满的乱世，但是还是有好多可爱有趣的人和事。像《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那些魏晋时的人物，都个性十足，成为千古佳话趣谈。
看了《民国那些人》这本书，越发觉得类似于民国时的《世说新语》，书中那些人和事，通过徐百柯先生的精心剪裁，给我们带来一场众味横陈，回味无穷的精神盛宴。孔子式的物理学家吴大猷、工楷写耶稣的赵紫宸、以身殉报的林白水、不修边幅的名教授曾昭抡等等，这些民国的学界精英们的所为，好像也确实极类似有着魏晋风骨的那些人物。他们是学富五车的知识精英，但为人处世却有时候像天真无邪的孩童，他们对待学术拥有无可遏制的热忱，对于世事，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对待强权暴力，却是傲骨铮铮，强项不屈，这样的人，可爱可敬可叹可歌。
其实正是这些人，担负起新旧文化交替的重任，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又是新思想的开拓者，他们的经历也是坎坷多难，但却始终无法改变他们心中的执着，他们的学识、情趣，风度、胸襟，让现在的我们看了不时有高山仰止，甚至自惭形秽。
民国人物灿如星斗，驳杂纷纭，既好写又不好写。说是好写，是因为民国时的材料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不好写，正是因为民国时的资料丰富，所以容易坠入繁芜零乱的泥潭。而徐百柯先生此书中，简而不繁、梳理精密，这些民国人物，每人的生平都可以单独写成一本书，而通过徐百柯先生的妙笔，将这79个民国时知识界的风云人物尽收于一本书中，虽如此，却绝无单薄苍白之感，书中将这些人物的生平和最有亮色的故事生动地展现给大家，可谓精而不碎。
在《民国那些人》这本书中，历史不再是简单的年代、人名、数字的混合物，而是一幕幕精彩绝伦的人世活剧。这些历史上真实的瞬间，是不应该随着时间的远去而黯淡，为人们所忘却的。这本书的封面是淡黄色的，一如发黄的旧纸，让人想起那些尘封了的旧事。欲掀未掀的书皮一角背后，有着讲不完的精彩故事。历史总是让人沉思，历史总是给人启示，我们会在沉睡的历史中发现更多的思想珍宝。
书评：又见民国那些人
文/隐跃如
读《民国那些人》的故事，就到了那个年代，我与他们都一一打了招呼，像一个笨拙的年轻人。他们不认识我，只是步履匆匆，消失在人群之中。
民国那些人，是一批铁骨铮铮的文士、是一些风骨卓绝的性情中人。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故事，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中，为世人所淡忘。然而，事情总不会那样简单就结束，总会有人将这些故事轻轻拾起，缀文成集，于是，我才能重新看到《民国那些人》。
百柯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从故纸堆中扒拉了近80个人出来，讲他们的逸事，也讲他们的风骨。民国的那些人呵，真是可爱至极。时代造就他们，那股冷热交替的乱世火焰，将他们打磨得珠圆玉润。繁华总不能长久，所以不必显得光彩夺目。大凡能起敬意的，都是朴素无华的人和事。人世最美的风景，总不刻意存在，不注意便会错过。你可还记得蔡公时那守护气节的身影，你可还记得马寅初的音容笑貌，你可还记得方大曾那已消失的传奇，你可还记得陈西滢的傲慢与偏见？在心中轻点，却滴到了深处。
我想你是不会记得了。若没有《民国那些人》，我也不会记得的。因为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英雄人物都会纷纷隐退，为后世让路。也许正是这种淡泊，使他们无法被人熟知。正是有了这本书，我们才有机会与他们遇见。在那个年代，与他们一起经历那段流光岁月，跟他们结成风云际会。却不必成为跟他们一样知识渊博的人，只要当一个每天帮他们送信的邮差，或者只是一个路边擦皮鞋的小童就够了，能偶尔听听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牢骚，听他们对生活的感悟，也是春天里的鸟语花香。他们真会把心里话告诉我吗？如果告诉我了，是否会震落这个世界的尘埃，让飞鸟在湖面低处回旋呢？我不知道，因为我只是一个过客，偶尔读到了这本书。
他们把握不了时代的步伐和节奏，只是他们把心事和力量都花费在了各自的研究领域上，并且孜孜不倦地为此而努力。他们的天才和勤奋，加上绝世而独立的人格，成就了大事业。于是，我看到了吴大猷孔子式的物理学，看到了赵元任“好玩儿”的语言学，看到了梅汝璈声震东京的外交学，看到了林白水以身殉报的新闻学，也看到了马约翰终其一生的体育学……
民国的这些人啊，做着利国利民的事，却默默无名。他们波澜不惊，实则惊涛拍岸。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似乎永远都有那么一种悲壮，每一落笔，都前途难测。于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如何，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良知。
又见《民国那些人》，曾如枝头繁花叶茂。如今，属于他们的时代已落幕，只是隐约可观。但后浪如潮涌，斯人可追！
书评：文人风骨已不再
——《民国那些人》中的学识与才情
文/画里真真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我是一路跟着读下来的。不只是因为“钩沉”二字直入我心，更是因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钩起的这些人物，都是让人读过之后，有强烈欲望想去钻进书堆，更深更多地了解民国那些人。结集成书，真让读书的人痛快。
是想写很多感触来，可忽然之间，脑中却只存一句，“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风，催归尘土；竹坚雅操，几朝霜、几朝雪，傲就琅薄�
文人，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与今日所说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那已经像一个过去的符号，在我们之中不复存在。但这符号的魅力，至今不会减退，亦再不可被复制。愚以为这种魅力，并不在于他们在专业领域的建树，而是因为他们都有一股曾经要被打倒的“臭老九”脾气，让人始觉可爱。
前人所说的“性情中人”，大概也要旧式文人才能作为标兵。他们的“性情”，非但表现在嬉笑怒骂，不拘小节上，更多的是在社会的大风大浪中，他们即使逆流，依然我行我素。几日前正有朋友问我：“人活着到底在追求什么？”我答得也极其不明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可自己的追求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明白。或许是现在的社会太过多元化了罢，选择一多，诱惑也多，使得人人都心猿意马。倒是读着书，不由感叹，人心不古，原来那时的人才可具备如此坚定的信念。
《民国那些人》书中所涉及的“文人”，有学者教授，也有政客商人。但他们终究有如许文人风骨，才子性情。使民国动荡的书页上，多了几分生趣。
审判日军二战罪行的大法官：梅汝璈，谁能想象他的晚年如此寂寂。吴组缃，在中学课本上出现过的倔老头。傅斯年，写出“无缘何生斯世，有情能累此生”句子的竟是个傲骨书生。还有被鲁迅笔伐的陈西滢，文字中亦流露出他惹人爱怜的一面。
为了这本书史料的真实性，作者寻访了许多民国文人的晚辈，学生以及在世的朋友。在他们眼中的长辈，不但可敬，更为可亲。为了能写人所未写，叙人所未知，作者的笔常常触及名人光环之下的一些琐事，逸事。淡墨写功业，浓墨写性情。使这些渐行渐远的名字和读者们有了沟通的语言。一个个人物，一段段往事，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背影，读人又如读史，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轻松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今天，不知是否还有许多和我一样在少年时做着文人梦的人。步入社会后才发觉，时代需求的不同已将“文人”的概念颠覆，在现代文人身上已找不到那些可爱的臭毛病。幸好，我们还能在书中找到梦中的依托。读着《民国那些人》一书，恍然其中人物有的如同师长，有的如同父兄，有的如同知己。自己能随同他们的思想言论时而如沐春风，时而击案而歌。亦是幸甚。
在辉煌的余光下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1）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清华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曾主持安阳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
他有一个梦想。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当时社科院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