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明天下一根钉-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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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了这儿并没有完结，而是才刚刚开始，崇祯随即又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钱龙锡、韩旷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不可放过。
钱龙锡是阁臣，而韩旷不是，所以这活儿的主要负责人自然非他莫属，推也推不掉。
皇帝虽然年轻，但极认真，几次较量之后，钱龙锡彻底死了心，不得不按照皇帝的心思侦办阉党。但也因此，钱龙锡明白，自己危险了，一旦将来要是有了什么散失，那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事情到了这一步，实际上，麻烦才刚刚开始，因为党争又来了。
东林党是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地政治团体，虽然魏忠贤对东林党的打击非常沉重，但实际上，并没有动摇东林党地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所以不管被阉党迫害死多少人，东林党始终都是在的，而且力量也并没有被削弱多少。
阉党对东林党地迫害极为深重，所以朝堂上的阉党中人最怕地还不是皇帝，他们最怕地是东林党复起。现在表面上看皇帝追得很凶，但实际地打击面不会太大，可一旦东林党人复起，那他们的好日子可就算彻底到头了。
最先开炮的是倪元璐，钱龙锡相信，倪元璐的作为决不会是个人地孤立的行动，倪元璐的背后一定是东林党人。
魏忠贤既倒，那照惯例，受魏忠贤迫害地自然就是好人，自然就得翻案，得给人家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甚或再上层楼。
这绝对不行！
最先跳出来的是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他力主魏案到此结束，同时竭力阻止东林党人复出。他认为，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崔呈秀等人也差不多，都是“邪党”。不能因为魏忠贤主持局面、迫害过东林党人，就能证明东林党人不是奸党。东林党这个前朝钦定的案子不能翻！
杨维垣既然先跳了出来，那东林党方面的人自然也要跳出来，这个跳出来地东林党人就是倪元璐。
倪元璐，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壬戌科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崇祯即位后，升为编修。
这位倪编修看不惯杨维垣的这种做法，便给崇祯帝上了一疏，为东林党辩护，他说：“今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气未伸。”
不仅如此，倪元璐又进一步阐述，他说，读书人处世立身，宁可矫激，也不能忘廉耻。如果以“假借”、“矫激”为大错，那么就会有人公然背叛名义，忘却廉耻，所以才会有天启年间那种天下为魏、崔歌功颂德的场面。而大家还自我安慰，说什么“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正是这种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造成了天启年间无所不为的局面。现在朝廷竟能原谅这些随波逐流之辈，却不肯替那些刚正不阿的东林党说句公道话！
这话当然不是很中听，什么未化，正气为伸？这大有藐视明主之意，不过，崇》怪罪这位敢于直言的倪编修，只是说他“持论未当”而已。
而这当然就是一个信号！
双方你来我往，加入地人越来越多，斗争也就愈加激烈。
政治运动一经开始，便会层层深入，刹不住车，想挡也挡不住。既然崇祯帝倒掉了魏忠贤集团，那么许多与魏忠贤有关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评价。既然魏忠贤是十恶不赦之徒，那么反对魏忠贤而遭贬杀地那批人就要平反复出。只要案子一有松动，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动。原先遭打击地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地继续深入。
崇祯元年三月，为东林党翻案的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崇祯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冯从吾、邹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祯也没有过分追究，而这在当时的氛围中，无又是一个鼓励。
运动继续深入，并很快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这个时候，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相继被罢免，于是倪元璐一鼓作气，在三月中旬向绑住东林党，让东林党动弹不得的枷锁起了冲击。
绑住东林党的枷锁就是《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的内容包括万历后期的梃击案、泰昌时期的红丸案及天启即位之际的移宫案。魏忠贤通过《三朝要典》的编修和刊印，不仅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为其贬杀东林党人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而且还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当时为了奉承魏忠贤，有人竟把魏忠贤抬高到与孔子一样，同是圣贤，列举的理由就是魏忠贤杀东林、修《三朝要典》，与孔子诛少正卯、编《春秋》可以相提并论。此说虽荒唐，但也足见《三朝要典》的分量。现在魏忠贤既败，东林人要彻底翻案，就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
所以，倪元璐向《三朝要典》起了冲击。
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因为天启皇帝曾为这部书御制了序言，也就是给定了性。
所以，倪元璐要毁《要典》，又谈何容易事情的根子还在皇帝那儿，最后倪元璐胜了。月末，崇祯下令销毁《三朝要典》。
至此，套在东林党人头上的紧箍咒便失去了效力，这就等于给东林党人彻底平了反。东林党人大批复出立即变成可能，而随着东林党人的大批复出，钱龙锡的麻烦也就跟着开始了。
东林党人地复出，让清查阉党地事儿愈加的麻烦。
东林党人起来，在位的很多人就得走人。在这个时候清查阉党，必定会在客观上有助东林党人的复起。而这也就是说，那些因清查阉党走人地，必定会认为他这是在为东林党出力，必定会更恨他。但实际上，他现在见着东林党的人都恨不得躲着走，因为很清楚，崇祯皇帝决不是个善茬，尤其忌讳大臣结党。
今天袁崇焕来拜访，他本不该让外人来的，但因为怕皇帝有什么想法，所以特别加着小心，把吕纯如拉了过来。
袁崇焕来拜访他原本是件正常地事儿，但他把吕纯如拉过来，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很重要。
袁崇焕现在是他的关键，如果袁崇焕在辽东一切顺利，那他就没有任何问题。即便将来袁崇焕要是因为什么事失宠，但只要袁崇焕在辽东干出成绩，那他的问题也不大。所以，关键是头几年，袁崇焕能不能在辽东打开局面，立稳脚跟。
酒席宴上，钱龙锡向袁崇焕详细询问了辽东地方略。袁崇焕侃侃而言，思路清晰，条理分明，信心十足。
这席话拿到皇帝面前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钱龙锡放心了，神态明显地松弛了下来。
现在他的命运算是和袁崇焕绑在了一起，他倒霉了，袁崇焕不一定会有事，但袁崇焕倒了，他则一定跟着霉。
现在，至少开局不错，看不出有什么可担心的。
说完了辽东方略，袁崇焕问道：“我今天到吏部交旨签到，没曾想竟然遇到了王永光。阁老大人，这是怎么回事？”
钱龙锡苦笑，他也不隐瞒，道：“天启六年秋，王永光因其部属贪贿分脏不匀，而被魏忠贤训斥，接着又因为不小心惹到了崔呈秀而最终被魏忠贤罢了官。但谁曾想，这却成了王永光的救稻草，竟然因祸得福。新皇登基之后，王永光巧舌如簧，事事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关键问题又一推六二五，实在是难以扳倒他。再说，在天启朝和魏忠贤有瓜葛的人真是太多太多了，很多事互相勾连，盘根错节一时理不顺也理不了，只能是得过且过。何况，抓一个就给我自己栽了根刺，抓的越多栽刺也越多。”
轻轻叹了口气，钱龙锡道：“说实话，袁大人，就是我不怕得罪人，有些事也很难追查下去，所以除了大奸大恶之外，很多人现在都只能暂时放他们一马。”
袁崇焕也轻轻叹了口气，他当然清楚这个，也很理解钱龙锡，他自己就是个例子，现在地情形真是鱼龙混杂，很多人根本就辨不出个真假。
钱龙锡说的这么坦白，袁崇焕心中对钱龙锡地好感又增了三分，他又问道：“我还在吏部看到梁廷栋了，他又是怎么回事？”
“袁大人，这个下官恰巧知道些。”这时，吕纯如插话道：“梁廷栋当年因为高第而被罢官，新皇登基之后，梁廷栋走了王永光王大人的门子，砸了不少银子，所以年初就官复原职，前几天又生了从三品地右参政。下官以为梁廷栋梁在吏部，是因为升官的事儿，去跟王大人道谢地。”
吕纯如很会做人，既然内阁大学士当着他的面直言不讳，那他至少也要直言不讳一次，这就好似另类的投名状。何况在这两个人面前说这些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钱龙锡本就知道，说不说都没关系。而袁崇焕自然不会是个嚼舌根的人，即便跟别人提到此事，也轻易不会说到他。
官场贪墨、买官卖官，这等事稀松平常，袁崇焕自然清楚，只是梁廷栋和他有关，所以才随意问了一下。
但这种事说起来，还是心头沉重。
这顿酒喝的中规中矩，散了后，钱龙锡送两人出门。
第一百五十八章召对
帝同朝臣会见，大致分礼仪性的和办公性的两种。
礼仪性常朝，如元旦、冬至、万寿节等重大节日，平常例行的三、六、九常朝则是半礼仪性的，既有礼仪色彩，也讨论一些特别重大的朝政。
真正的办公会议不会在正殿举行，因为正殿中森严的局面和繁复的礼仪利于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实质性的办公会议多半是在中极殿西面的后左门，那儿是前殿和寝殿的结合部，不是正式殿堂，对君臣都比较方便。
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既要讨论眼前平息可能闹饷兵变的办法，还要策划长期平辽安边的方略，自然是在这里会面比较合适。
由于后左门地处正殿区三层丹墀的边缘，宫中俗称平台，所以被皇帝在此处召见，朝臣称之为“平台召对”。
在这里安排一次召对十分不容易，既不能打乱皇上的正常日程，也不能影响各衙门的日常事务，上上下下都要费许多周折，所以钱龙锡跑了好几天才把事情安排妥当。
最后，平台召对的日子定在了七月十四。
袁崇焕是钱龙锡举荐的，事情又都是他安排的，所以袁崇焕入宫，还是要由钱龙锡带着。
钱龙锡坐轿，袁崇焕骑马，到了宫门之外，两人下轿的下轿，下马的下马，然后并肩向宫里走去。
在经过长长的空旷的大典广场之时，钱龙锡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低声道：“袁大人，有件事你要特别注意。”
袁崇焕一愣。问道：“阁老大人。什么事？”
钱龙锡道：“待会儿在皇上面前。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要什么就要什么。粮饷衣甲军器什么地。不管多少。随你开口。但要千万记着。绝对不能提内帑地事儿。”
袁崇焕吃了一惊。
关于内帑。传言甚多。说什么有多达数千万两之巨。这个他是不信地。以前在辽东之时。因为军饷匮乏。所以他也打过内帑地注意。因而专门研究过。以他地估算。就算一分不花积聚到今天。内也决不会超过一千万两。至于传言地数千万两。那纯粹是扯淡。根本就不可能。而之所以会有这个数字。这都是东林党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