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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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如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一样,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谈话不止一次。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毛主席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尊、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
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曾受到贺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毛主席同丁玲有过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资助下,同罗峰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即先后受到张闻天同志、毛主席的接见,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文艺座谈会前,毛主席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交谈之中,毛主席对当时发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艾青恳切地要求毛主席亲自“开个会,出来讲讲话”,他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不仅自己仔细阅读了艾青同志的书面意见,而且把它交给几位政治局委员传阅。毛主席尤其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对艾青谈了自己的看法,艾青也就根据当时对毛主席所谈看法的理解,修改了他的书面意见,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萧军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时,毛主席就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年6月第二次到延安后,担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从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主席写给萧军的信共有10封之多。其中4封写于1941年8月,4封写于1942年4月,两封写于文艺座谈会期间和其后。萧军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有些片面和绝对化,尤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因为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个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而负气要离开延安。他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对他作了开导,随后又于1941年8月2日写了第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坦率诚恳,既有批评,又有表扬,并指出了努力方向。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1942年4、5月的6封信,都同座谈会有关。毛主席还同萧军两次面谈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问题。
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支部书记。毛主席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在同毛主席交谈中,刘白羽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欧阳山尊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草明是该室研究员。毛主席同他们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
第三部分第65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3)
同鲁艺教员们的谈话,是集体进行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作家与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与牢骚,“人性”与“人类之爱”,李白与杜甫,《聊斋志异》与今人作品等多方面问题。
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请柬是以毛主席、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发出的,上面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主席、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一百余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主席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种风趣的说法,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一种崇高的评价。当然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主席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座谈会上,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作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四十余人集会,座谈剧运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心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是一种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但普及与提高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这次会议既是对毛主席“引言”的响应,又为他10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整天时间,毛主席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大家的不满。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主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主席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朱老总在下午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欢迎。他发言后,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主席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如此才能写好工农,教育工农。他把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主席这次讲话所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