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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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迄今，中国共产党已召开过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的“频率”差不多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从中国共产党“六大”之后，间隔了十七年，才开中国共产党“七大”。然后，又间隔十一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再隔十三个年头，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大”。此后，转为正常的“频率”，即四年左右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外，还有三次会议，其意义不亚于甚至超过全国代表大会，那便是：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
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
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总体而言，宏观而言，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党。
大致来说，在一九二七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要是发生陈独秀的右倾，此后反了右倾，却转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的“左”倾。直至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才正确把握了航向。只是在他晚年，曾航向偏“左”。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扭转过来。
以下用粗线条描述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程，权且作为本书的尾声：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选出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当时党员五十多人。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当时党员一百九十五人。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三十余人，代表党员四百二十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这次会议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召开。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党员九百九十四人。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和教训，为迎接革命新高潮作了准备。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在武汉召开。这时形势急转直下。会上，有三十八位代表发言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仍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蔡和森、李立三、苏兆征、张太雷、李维汉、谭平山、张国焘等二十九人为中央委员。这时党员已猛增到五万七千九百余人，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三个多月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改为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得以克服，但“左”倾思潮又由此开始抬头。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处境困难，中国共产党“六大”不得不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第八部分：锤炼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历程 2
此时党员减至四万多人。会议继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又批判了瞿秋白“左”倾错误。
由于过分强调党员的工人成分，会议把向忠发选为总书记（三年后被捕叛变）。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七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中央农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居领导地位。
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此时登峰造极。
三个月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
又过了三个多月——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权落在王明手中。王明比李立三更“左”。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推选博古（秦邦宪）主持。
博古、王明继续“左”倾。
在陈独秀之后，短短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频繁地撤换领袖，从瞿秋白到向忠发到李立三到王明到博古，一连换了五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找到自己成熟的领袖。历史无情地把那些不成熟者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岗位上淘汰下去。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上批评了博古的“左”的错误，撤销了博古、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华，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在行军途中，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负责红军军事指挥。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此后不久，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自此，中国共产党中央明确了以毛泽东为首。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这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中国共产党“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头一回规模盛大的代表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显示了“毛、刘、朱、周、任”体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代成熟的领袖和稳定、团结的核心。“七大”为中国共产党夺得全国胜利作了准备。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八大”在北京举行。此时中国共产党党员跃增至一千零七十三万。
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大会还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此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从此，林彪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地位日益重要。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文革”高潮中，中国共产党“九大”在北京召开。此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约为二千二百万。毛泽东主持大会。林彪作政治报告，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破天荒地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载入党章。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十大”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到二千八百万。毛泽东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十大”重申“九大”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但开展了对林彪集团的批判。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选邓小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之职。
第八部分：锤炼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历程 3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历史到了急转弯的时刻。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揭发、批判了江青集团，从此结束了十年“文革”。会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提请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予以追认。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大”在北京召开。这时，中国共产党拥有三千五百多万党员。华国锋作政治报告，主旨是批判“四人帮”，号召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叶剑英作修改党章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由主席、副主席组成。
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被誉为拨乱反正的历史性会议。会议着重批判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华国锋继续坚持“左”倾错误而提出的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坚决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