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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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冷战年代对大陆20世纪50年代后的历史研究是在极为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存在着高度的保密性和神秘性，与外界很少有正常的学术交流，从而影响了研究水平。60—70年代的“国关中心”和“东亚所”的几个教授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苏俄史、中共早期历史等方面有一定研究，但一旦涉及到大陆50—60年代的历史，就比较隔膜，尤其容易产生望文生义的错误，由他们指导的一些硕士和博士论文，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史实错误。甚至和中共军队打了20多年仗的国民党军方，对其对手的了解也是不完全的。例如：1968年台湾军方内部印行的《谈谈林彪这个人》一书，虽然对林彪在建国前的历史和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叙述，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一涉及到建国后的内容，就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书中竟然称林彪曾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在进攻汉城时；“再度负伤”，“因腰部伤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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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又转送莫斯科治疗”云云。①权威研究机构对大陆50—60年代的历史尚有严重的研判错误，社会上的一些读物和电影中的错误就更多。80年代中期，台湾拍摄的一部反映“文革”的电影《皇天后土》，虽获“金马奖”，还被当时的岛内舆论评价为“史诗”，但是作者缺少有关大陆和文革的起码的知识，这部电影所反映的“文革”只是作者想象世界中的产物，与真实的文革无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学界的相关研究已摆脱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化色彩，一些刊物也实现了从内容到刊名的转型，《匪情研究》继1969年改名为《中共研究》后，80年代再易名为《中国大陆研究》，原《共党问题研究》更易名为《展望与探索》。90年代末出版的，由台湾大学政治系主办的《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侧重介绍台湾各院校对大陆研究的动态，最近创刊的、由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两岸发展史研究》则侧重于从历史学的角度刊载相关研究论文。目前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和政治大学“东亚所”等一些院所，都有一些学者和研究生在从事“50—60年代历史”的研究，尽管不少研究仍存在语境理解、历史背景掌握、资料收集及释读等方面的缺陷，但在总的水平上已较过去有长足的进步，一些研究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大陆同行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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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谈谈林彪这个人》，台北：“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1968年编印，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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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①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党领袖，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之一，同时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20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吸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以来都有自己对孙中山的解释，都是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标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来，两岸在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早在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叶青等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孙中山研究的主要代表。但是，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和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搞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而国民党的一切政治上的计划和安排都是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的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想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国民党只会搞一些没有效果的查禁书刊一类的活动，也囿于形格势禁，大多流于形式。国民党宣传孙中山20多年，专著，小册子也出版了许多，但只有1926年黎锦晖先生作词曲的“总理纪念歌”是有生命力的：“我们总理，手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成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一直传唱到今天的台湾的蓝营群众，笔者2004年上半年在台北一大学客座，多次在蓝营群众的集会的场合听到这首感人的歌曲。
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政党，拿到权力就可以，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强，在1949年前，除了戴季陶、叶青等，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 “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在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中，省党部本来就没有地位，在省党部中更没有宣传部门的设置。在国民党内搞宣传的人毫无荣誉感，更没有社会声望，当权者也不照顾他们。蒋介石试图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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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标题被易名为《孙中山在两岸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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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和中央军，以及经他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整合中国，但30年代后的国民党已逐渐“空壳化”，搞党务的人，不太捞到好处，当官的都要当政府的官，不愿做党部的官，因为在党部做事，薪酬太低，国民党中常委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的月薪是600…800元①，而当时的物价又非常便宜，所以搞宣传的人，毫无工作的积极性。
在30年代的国民党内，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的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陈立夫只搞自己的“唯生论”，陶希圣是经济史专家，不是纯搞“党义”的。陈布雷是文章写手，不是理论家。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30年代，是“红色的30年代”，中共已占领了国统区思想意识很大的一块的空间。
在20世纪20一3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内，多为理论家当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依据它在实际运作层面的效用，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人上山，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维系党生存的，一是红军，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在1938年前，共产党人还不知道“活学活用”孙中山，也没有那个水平。因为那时掌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些同志，比较“食洋不化”，实际上是“食俄不化”。再有，因为国民党在1928年后打孙中山的招牌，动静较大，中共的一些同志连带对孙中山也不喜欢，他们虽然知道要区分不同的孙中山，但还是没有多少兴趣，更不愿花大气力来建构新的孙中山的解释。他们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干巴巴的“老话”，也是简单化和粗糙的。我怀疑“留苏派”没有全部看过孙中山的文章。他们还是更喜欢谈列宁和斯大林。
在中共党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还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中山的看法上，毛泽东和陈伯达有许多共鸣。毛泽东愿意花大力气来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毛泽东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孙中山解释的制高点。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位大政治家，他在正式文本和公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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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出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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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对孙先生的论述是严肃和严谨的，而有时在非公开的小范围议论起孙先生，则较随意和自由，最新披露的杨尚昆的有关回忆第一次谈论了这方面的情况，详情参见《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第32页。只是毛泽东的私下小范围的议论，并不影响他对孙先生的基本看法，于是在毛泽东定调后，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中共理论家，按毛泽东的意思“接着说”，就把对孙中山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建国后，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发现、整理新材料，把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强化，推广之。
1949年国民党去台后，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哈佛博士崔书琴（1950年成立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十六名委员之一）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是国民党“新解释”的代表作之一。蒋介石在50年代后亲自出马，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本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就是要说明：中国传统，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
这以后，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督导师生的思想，还出版了一大批“国父遗教”之类的论著。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葛贤宁是“歌颂蒋总统”的长诗《常住峰的青春》的作者，“常住峰”者，喜玛拉雅山的最高峰“圣母峰”也，葛贤宁以此作蒋介石的象征。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诋，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也会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在大陆是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孙中山是其重要的一环，孙中山被誉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此为统一的孙先生之评价定语，而不用过去年代之称呼“国父”，孙先生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最终使得大中学生人人皆知： “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等等。这些评判，在建国后的数十年内，把所有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孙中山研究，既和政治相关，同时也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海峡两边的学界虽然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或受政治因素所支配，但也都做了许多孙中山研究的基础工作，两岸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两岸都成立了研究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