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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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4）
三、宋庆龄要求各分支救国会“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这应该不是她的“创意”，而是来自冯雪峰的要求或请求；而冯雪峰则应该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去要求或请求宋庆龄、沈钧儒等救国会头面人物的。冯雪峰说自己“是遵奉我党的指派去参与丧事的处理的”。“我党”既“指派”冯雪峰参与处理丧事，那也一定对丧事应如何办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有明确要求，而“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应该就是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鲁迅丧事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十里洋场上举办，但某种意义上，却是远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在遥控。
“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对于中国共产党，鲁迅的逝世是一个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机会。保安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了三分电报。一分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转许广平女士”，这应该是向作为鲁迅亲属的许广平致唁，但标题却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分是直接面对“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分则是《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南京政府电》。在后二分电报中，保安方面一方面宣告和承诺了“为追悼和纪念鲁迅”，自己这一面要做的事，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提出了要求。
保安方面这样宣告和承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收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保安方面对南京方面则有这样的“话语”：“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资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敝党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获贵党贵政府的同意，特此电达。”（11）电报当然不过是一纸空文，绍兴仍然叫绍兴，北大也并未成为鲁大。对此，曹聚仁有如此评说：“关于纪念鲁迅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极有趣的画面。当时，有人建议国民政府把绍兴改为鲁迅县，国民党的政权，本来十分颟顸的，也许是可能的，终于不可能，否则对于鲁迅自己也是一个讽刺。为了鲁迅县的搁浅，连改绩溪为胡适县，也作罢论。留下来的倒是那位官方发言人王平陵，在他的溧阳县，首先有了平陵路了。这也是一种讽刺。为了纪念鲁迅，中共就在延安来了纪念，设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在那儿，训练了抗战时期的革命青年。中共是懂得政治宣传的。中共的首脑中，值得纪念的，非无其人，而独纪念了鲁迅，这是他们的聪明手法，显得蒋介石政权的愚蠢。”（12）电报虽然是一纸空文，但“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则切切实实在进行着。“救国会”内的各级中共地下党组织都行动起来了：“当时，（救国会）干事会还决定做四项工作：第一，组织发动群众到万国殡仪馆去吊唁。第二，发动各界救国会和群众送挽联、花圈。第三，发动群众送葬”（13）“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会有五、六千人。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这是一次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由于事前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鲁迅出殡在几百万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14）“十月二十二日的下午二时，他的遗体，送到万国公墓去进埋掉了！从一点钟起，万国殡仪馆门前，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青年男女学生、工人、作家，都四人一排地列成钢铁般的队伍。送葬的行列，终于在二点启程了！队伍最前面的是一幅‘鲁迅先生殡仪’的白布横额，跟着便是挽联队，花圈队，军乐队，挽歌队，巨幅遗像，灵车，家属，执绋者，徒步送殡者，最后送殡的汽车。这队伍足足拖长有两里多，由作家田（萧）军任总指挥，巴金等分任纠察，所以沿途秩序很整肃，有一种无比的壮烈的力量，感召着路上的行人和居民！路线是胶州路、爱文义路、静安寺路、大西路、中山路，折入虹桥路。一路上，大家循着军乐队的声音，唱着悲壮的挽歌。大队到达万国公墓时，已经五点，太阳也西堕了。丧仪，便在礼厅的石阶前举行。”（15）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5）
“为了悼念这位伟大的先驱，经过顾准在内的救国会党内外领导人一致策划，精心组织，10月22日下午，上海数万名爱国青年和各界人士，聚集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门口，手挽手排成长龙一般的队伍，高喊进步口号，高唱抗日歌曲，为鲁迅送葬。”（16）“打回老家去”鲁迅本非政治人物。在上海期间，甚至连“社会公职”也没有。他的死，应该说与“政治”没什么必然联系。他也并非死于抗日战场，甚至对正热火朝天的“救国会运动”也作壁上观，把鲁迅的遗体变成“逼蒋抗日”的道具，也实在有些牵强。一般人的丧事，也就只是亲友的事。鲁迅的丧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件，因为他是大文学家。在为他治丧时，人们应该缅怀和称颂他的文学成就。然而，在为鲁迅送葬时，“文学”已经不在场，人们高呼的是这样的口号：“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纪念鲁迅先生，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纪念鲁迅先生，努力为民族解放斗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17）——倘若真有外星人，一定会以为灵柩里躺着的是一位阵亡将士。从那些亲历者的回忆看，这万人的送葬队伍，一方面是咆哮着的、怒吼着的，一方面却是秩序井然的，这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群众的卓越能力。
“救国会”特意为鲁迅出殡制作了挽歌。挽歌借用《打回老家去》的曲谱。《打回老家去》是其时流行的“救亡歌曲”之一，由任光作词谱曲。这里的“老家”自然指其时已沦亡的东北。鲁迅挽歌填上了这样的新词：“你的笔尖是枪尖，剌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啊，导师，啊，同志，你死了，在艰苦的战地，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安息吧！啊，同志，我们踏着你的路前进，那一天就在到来，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愿你安息，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在土地里。愿你安息，愿你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在土地里。”（18）丧仪出发前，进行了简短的培训：“万国殡仪馆前，早已给群众挤满了，虽然挤到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群众很耐心的站立着，跟着歌咏指挥学习唱哀悼歌。”（19）近万人的由各色人等临时组成的送葬队伍，竟能在出发前分批轮训、学唱挽歌，这组织的严密真令人惊叹。不过，这又有些多余，因为在送葬时，唱着唱着，人们又唱回《打回老家去》的原词上去了。“本来是《打回老家去》的谱子的“挽歌”，有人唱错了‘打回老家啊！’”于是，“大家忽然疯狂地跟着歌：‘打回老家去啊！’”（20）“一路上老是唱着哀悼鲁迅的歌，终于不耐烦了，于是《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都从群众的口里发出来了。”（21）唱“哀悼鲁迅的歌”而“终于不耐烦”，可见来送葬本意并非为“哀悼鲁迅”，而是为“游行示威”，为“逼蒋抗日”。而唱回去了的歌词便变成：“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他杀死我们同胞！他强占我们土地！东北同胞快起来！华北同胞快起来！我们不愿做亡国奴隶！”国民党政府的确是愚蠢而虚弱的，在上海以外的地方，禁止悼念鲁迅的活动，但越是禁止，越是让这种活动高度政治化和神圣化。实际上，在许多地方，都在中共地下党人的策划下，举办了规模不等的追悼活动。就是在首都南京，也举行过追悼会，而幕后指挥者，是后来“潘（汉年）杨（帆）案”中的杨帆。据沈践《一次不寻常的鲁迅追悼会》回忆，追悼会在南京鼓楼附近薛家巷8号国立戏剧学校的礼堂举行。该剧校是由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交通部次长的张道藩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创办的，张并亲任剧校训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帆其时的公开身份是剧校训导委员会秘书。在准备追悼会时，“为了防止张道藩的阻挠破坏，各项筹备工作都悄悄地进行，分工由一届同学准备悼词与演讲，学过美术的凌颂强（即当今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负责绘制鲁迅像；二届同学在当过音乐老师的沈风指导下练唱挽歌。准备工作就绪以后，一声铃响，大家都集合到礼堂开会，除本校同学和部分教师外，还有闻讯而来的校外人士，共约一百人。当时学校规模不大，在校师生总共只有一百三十人左右，礼堂也很小，只能容纳七八十人。许多人只能站在室外天井里参加追悼会。”“特别值得提起的是，这次鲁迅追悼会的积极支持者是学校训导委员会的秘书石蕴华，即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藩杨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杨帆同志。他当时表面上是张道藩的‘助手’，张不到校时，他负责‘训导’工作，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在校外，他是南京文化界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在校内与曹禺等进步教师保持密切联系，与学生打成一片，帮助他们组织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讨论时事，而且利用合法身份多方保护进步同学。在筹备鲁迅追悼会的过程中，石蕴华不仅主动与同学们一道研究分工、出主意，还参加布置会场，大会费用原定由参加者自愿认捐，后来也由这位训导委员会秘书签字在学校报销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夜，剧校同学在悼词与演讲中不仅深深表达他们对鲁迅先生的敬爱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