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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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二月二日停止发送报纸后，我就开始在墙上轻轻地划了个记号，用以计算日期。待我划到第二十三条杠时，算来，该是圣诞之夜了。虽然已过了该上床的时间，但看守仍未通知入睡。我只能守着这寒气逼人的长夜枯坐着。忽地，楼上一个女高音唱起了圣歌《平安夜》，开始时仅是一种怯怯的试探，而后，歌声渐渐高亢强烈了，它抑扬着，如痴如迷地在被四方墙壁禁镏着的监房里扶摇而上，在阴森森黑洞洞的走廊里激荡，清跪而嘹亮，让我欣然又感动。她的歌声让我断定，这是一条职业歌唱家的嗓子，她可能惹怒了那些极左派而被捕入狱了。对我来说，在这个冰窟窿的牢房里，倾听一个看不见的囚犯难友引吭高歌《平安夜》，是这一生中所参加的圣诞音乐会中，最最隽永、含义无尽的一次。发现没有人阻止她，她唱得更放纵，一点没有胆怯犹豫的感觉。整幢牢房静静地，大家都在屏声息气地欣赏着那美好的歌声。
当最后一个音符还在空气中飘荡时，看守们踩着水泥扶梯蹬蹬上楼了。她们一边四下窜至各个牢房，一边查问着：〃谁在唱歌？谁？〃，〃谁违犯纪律了？〃但没有一个犯人答她们腔。
元旦后，走廊里架起一只扩音啭叭，全体犯人被命坐下听一个重要报告。
一个男人宣读了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它宣告：上海红卫兵和造反派，经北京中央文革的批准，于一月四日，对上海市府采取了夺权行动，从而打倒了〃反动的〃市委及市政府。长期来，上海旧市委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追随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其后，报纸为此发表了社论，称这次革命行动的〃英雄〃，就是一个过去在纱厂里任保卫科科长的王洪文。他将全市兴起的群众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由他本人亲任领导者。他的幕后支持者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妻子江青的老相识，也是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上海代表。最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一个赫赫有名的极左作家姚文元，组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即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那时节，似乎只要不是阶级敌人，都可以参加造反派结织，从而成为造反派。这个组织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极左分子手中。
那人还读了一份国务院颁发的文件，批准造反派的活动是合法的，只是要求工人们要抓好生产。这一声明，等于已承认了极左分子所发起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为合法的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竟也会支持造反派，这简直令我吃惊不已，困惑不解，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同意他们的行动。但转而一想，他号召工人要抓生产，这至少说明，在那个疯狂的形势下，总理的头脑，还是十分理智清醒的。直至后来我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以后，才了解极左分子对总理施加了重大的压力。长期以来，他们就处心积虑地设法迫使周恩来放弃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仅是一种机智的应付，同时也作了永远忠于毛泽东路线的姿态。唯有这样，他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存活下来，并借此保护了一些党内的老干部。
在这个突击性的公告公布后没几天，看守送来了一份《解放日报》。它是由新上任的造反派编发的，上面用套红标题声明：经过长期斗争，红卫兵及造反派已予十二月二日，夺取了新闻出版界的领导权，为砸烂旧市委拉开了序幕。
我详细认真地阅读了报上的消息，领悟了造反派最后的胜利，是因为旧市委两个高级领导干部，已被造反派争取过来〃反戈一击〃。在一次公开性的集会中，他们揭露了前任市委书记及上海市市长两人都是叛徒。为了迫切希望能得到造反派的重用，为了表白自己为坚定的左派，他们竟抽了与其曾经共事多年的同事的耳光，这一行为，取得了与会的红卫兵及造反派持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这两个高级领导为马天水和徐景贤。在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粉碎之前，他们是〃四人帮〃的上海代理人。一九八二年，他们两人都因紧跟〃四人帮〃，包括参与迫害他人，而被判长期徒刑。马天水为此而发疯了。）市委被造反派砸烂以后，我感到十分失望。因为我原先的一些盼望，都因此而破灭了。我的案子，可能要搁到市府各部门，包括公安局改组之后，才能解决。因为第一看守所属公安局管辖的。这个过程肯定时间相当长。尤其当新约领导机构遇到公开的或隐藏的阻力时，麻烦就更多了。我同时也认为新市委如要恢复他本身的活力并能顺利完成它的任务，必需看全中国其他各大城市的政权是否能迅速掌握在造反派手里。从许多其他城市里批判高级领导的报道看来，红卫兵及造反派在那里所遇到的阻力比上海所遭受的要大得多。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号召解放军支左的报道。其中所提出一条毛泽东语录说：〃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也是个政治组织。〃从这个论点看来，很明显，红卫兵及造反派已无法依靠他们本身的力量单独来夺取中国其他部分地区的政权。然而解放军支左也不能立即满足他们预期的要求，因为有许多情况说明在红卫兵及造反派之间，解放军无法正确区别哪些组织是属于极左派的，以及哪些是属于极左分子要打倒的党内高级干部所属的派系。因为两者都表示，要忠于毛泽东路线。而且许多军队的将领们，本身就是当时他们自己所在地区的行政官员，如西藏及新疆。他们都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左派，把军队的矛头指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因此两派之间，就引起了残酷的武斗，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许多地区、军队因为怕犯政治错误，因此当着各个以左派自居的派别袭击他们的兵工厂时，他们对此也只能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真相澄清后，依旧说明在全国极大部分地区、军队的支左，对帮助造反组织夺权，起着一定的作用。解放军的支左夺权，提高了军队及其元帅、国防部长林彪的威信。报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及与他并肩同行的照片，这些都明白地告知着他地位的擢升。他被称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将林彪在党内的地位，提到周恩来的前面，仅次于毛泽东的位置。在新闻照片上，周总理走在林彪后面，排在第三位。林彪以雷厉风行之势，清洗了有可能反对他的军队将领，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关键重要的位置上。报上报道：在旧军队的高级将领中，揭出一个反对毛泽东的集团。同时，公布了海、陆、空及后勤组织一批新委任的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受造反派控制的报刊，热烈欢呼林彪这次改组军队的胜利。
上海红卫兵与造反派开始接管市内的基层领导机构。从报纸天天透露出的消息看出，他们不仅对打倒对象中的顽固派进行斗争打击，而且在造反派内部，也形成各种宗派、为争夺官职而勾心斗角。市内各区都有武斗，各组织的头头经常在变更，因此整个上海仍处于一片动乱之中。囚房里，操场里，不时能听到马路上传来的各种呼喊声，那些通过扩音机传出来的揭发控诉的发言声，能听得清清楚楚。民众这种狂暴行为，使我似乎看到一幕幕人类互相残杀的可怕的情景。我深切地为女儿安危而担忧。
那些造反派头头非但不去控制这种骚乱和流血的事件，反而还似乎对此有所怂恿。一次我在报上竟读到这样的标题：〃我们双手染上敌人的血迹，是光荣的。〃又有一天，又刊载了林彪提出的：〃要革命总会有牺牲，我们不要夸大这种情况的严重性。许多人自杀了，也有许多人被杀。但这种死亡人数，不能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自然灾害时相比。因此我们所得到的，要比失却的多得多。〃这种毫无人性的言语，令我为女儿的安危，忧虑致病了。我已不能成眠进食了。
一天晚上，我又没有吃饭，一个看守过来把小窗一开，问：〃你怎么啦？病啦？〃〃我放心不下我的女儿。你们能把她带来让她与我住在一起行吗？〃〃这当然不行。她又没犯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进来？〃她回答我。
〃我也没有犯什么罪，但我不是也关在监狱里吗？〃我对她说。
〃我没时间与你争论这个。你有没有犯罪，我不知道。其实我也弄不清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但既然你已人在这儿了，你就只能等着啦。慢慢会有人处理你的问题的。你这样也还可以嘛。看你每天睡足八小时，又有三顿饭。我们下班后还要开会，八小时睡眠都不足。〃她说着把窗门一摔就走了。
她的这种举止让我很惊讶。那还是第一次，一个看守在我面前表现出一副贪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腔。肯定她自己也遇上什么麻烦了，所以火气十足。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导致这些看守们的意志都涣散了。一般能被选拔出来担任看守这种举足轻重职务之辈，必定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然而当时的革命路线所揭出的材料，使看守们看到高级领导干部竟与一般群众无异，这些人已不再追随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了，甚至还有人竟居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令看守们即使还不至于对理想有崩溃破裂之感，至少干劲已经涣散不振了。这些看守对本职工作已不再尽责，监狱纪律也渐渐混乱了。在看守不出来巡逻时，犯人有的大声叫喊，也有的嚎哭，还有人打架，猛力擂门。一天夜里，在黑咕隆冬的走廊尽头一间冷僻的牢房里，猛然发出一阵粗野的歇斯底里的笑声。虽然有值班看守，但她也没出来干涉。
我开始细细地观察这些看守，逐个细细地分析她们。我发现有许多看守似都憋着一股气，而少数年轻的看守，却带上了造反派的红袖章。这些年轻人持着一股傲气，神气活现地进进出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她们似乎显得十分有权，不但对犯人可以吆三喝四，就是对部分看守，也采用那种命令的口气。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政府已陷入一片无政府状态之中，第一看守所的秩序也日渐涣散。到了秋季，看守中也分裂成几个组织，互相之间展开了派性之争。当犯人们被带出去放风时，我看见墙上道边，都滥贴着有关派性之争的标语。在我的囚室里，常能听到那些看守们在大声争辩。偶尔有一二次，还听到他们互相扭打之声。〃争论的要点似乎是对毛泽东政策主要精神的领会，以及那些高级领导人中，究竟那些属〃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如今，常见到监狱的管理人员及提审员来牢房当班值勤，因为这些人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他们都被排斥在造反组织之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被称为〃臭老九〃。那时的所谓〃黑九类〃依次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及走资派，第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