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中华帝国-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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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农民卖粮难，李志远还要求新出版的《中华日报》必须每天刊登粮食等重要产品的价格，并让四海商行随时准备干预过低的商品价格。
另外李志远还安排人员研究新的税制，主要就是废除人丁税，只收少许户口钱，作为户籍管理费用。只针对土地等利润来源收税，地越多税就越多，实际上与“摊丁入亩”差不多，这种税制收取要比人丁税复杂，但能更好的解决国内穷人的生存状况。至于为什么不立即执行，主要是因为还未夺得天下，暂时不想立即与“地主阶级”翻脸，给自己找麻烦。等以后，哼哼。
至于国税地税之说，虽然李志远未对此有研究，不清楚到底好不好，但基于“存在即合理”的原则，李志远已经要求税务部门研究国税与地税分开的问题，如果可行的话准备下一步实施。
在古代时，皇亲国戚以及勋臣都是不纳税的，不过这种自掘坟墓的政策在李志远面前肯定是行不通的，李志远虽然没有研究过历史，但也知道起码的道理，而且自己也有切身体会，一旦可以免税，那么权臣就会拼命兼并土地，越多省下的税钱也就越多，而国库流失也就越多，于是只能提高税额，这样税就越来越高，重税之下老百姓也会为了避税而主动投奔能免税的地主，因为地主收的钱远远低于国家的税。最终穷人愈穷，富人愈富，国家无税可收。
本来只是一种恩宠，开一个小小的口子，最终却发现黄河决了堤。所以李志远规定所有人包括自己在内都属于纳税范畴，还特地警告过自己的岳父，自己正准备找哪个不长眼的开开刀，杀鸡儆猴。从情理也从大局出发好好的给岳家的亲人都说明了，可别送到刀子上来。
至于江西的煤矿资源，早在起义不久，李志远就出兵攻占了江南西路萍乡，占据宣风镇庐溪镇一带，确保煤的供应，但为了避免过份刺激江南西路守军，李志远并没有攻占府城袁州（即后来的宜春）。因此江西方面也并未反击。
作者注：宋徽宗曾经停过科举考试，长达十几年之久，直到大观四年因星象才重开，本人对此没有研究，搞不清具体情况，如有高手请指点一下。至于重税，历史上确实如此，许多自有土地的农民都被迫自愿把土地交给别人，成为佃农。在《儒林外史》中就有这类描述，范进中举后（明代举人可免税），许多农民纷纷携家带口，带着土地来投奔做范家下人，不到一年范家顿成当地一大家。
第七章 觊觎之心
作者言：许多兄弟纷纷要求尽快结束内战，俺只好加快点了。
除了行政机关之外，军队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由于两湖地区实在太大了，一开始正规军仅有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根本没法控制这么大的地方，虽然李志远的势力已经在这些地区安排了不少的人手，但是要想完全控制还是很难的，尤其是到县一级，本来已经归附，但由于防卫能力太弱，许多敌对的豪强劣绅乘机反叛，目前许多地方的县里乡里都在“造反”，李志远既气愤又高兴，气愤的是这些家伙脑袋坏掉了，跟着没有前途的赵宋王朝有什么好处啊？还要自己费心费力去消灭他们。高兴的是消灭他们，有几大好处，一是煅炼军队，打过仗的士兵和没打过仗的士兵是完全不同的。二是可以抓到俘虏，这可是士兵的重要来源，比抓壮丁强多了，比募兵省多了。三是可以夺取金银财产，可以把土地分给贫民，获得贫民的支持。
为了避免无谓的消耗，李志远规定作战目标：消灭或将叛匪赶到山里就算胜利，因为这些叛匪一旦当上土匪，对于李志远的威胁就不再是战略层面的了。
由于兵力过少，剿匪行动一开始进行得很慢，好在缓兵之计成功，宋廷对这些匪军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所以一直没有出意外，直到后来训练营加快移交合格的士兵，剿匪工作才能加快进行，到匪患基本平息时，李志远已经步兵一团扩编为步兵第二师，师长尹东，骑兵一团扩编为骑兵暂编一旅，旅长李大勇，步兵三团扩编为步兵第三师，师长陈飞。近卫部队也扩编成近卫旅，旅长杨大和等。这是后话不提。
在这期间，有一件事也很让李志远伤脑筋，那就是女人，在各地夺权行动以及剿匪行动中，首恶分子自然要处死，可家人怎么办呢，各文武大员们都认为应该贬为奴，但李志远从内心上来说还是反对奴隶制的，在现实情况下虽然不能根除，但还是尽量减少吧，于是下令男的做劳役，积满一定“工分”后自由。但女的就不好办了，做工吧，大多数首恶都是官宦人家，手无缚鸡之力，放走吧，既不耕又不织的，恐怕最后自己还得养活她们。
思前想后，李志远灵机一动，自己手下那么多光棍，还怕女人多吗？这些年来，李志远买的家奴，收的流民，一向是男多女少，这些女人正好解决生理需要，于是下令赏给功臣，由功臣依功自选，出于怜香惜玉的目的，李志远还是在命令中要求，只能做妻，不能做妾。实在没人要的就打发到织布厂这种地方去，这样解决了一大问题，皆大欢喜。
李志远虽然好色，但还是比较懂得取舍的，为了拉拢人心，美女也是可以送的，比如丫环入画就许给了陆富贵，现在是陆周氏，抱琴许给了尹东，紫烟许给了花来福。
从这些事来说，李志远虽然算不上雄才大略，但大局观还是不错的，再加上超越时代的知识，成功还是可以期望的。
在李志远顺风顺水的同时，却有人叫苦连天。
两浙路叛乱的消息再一次震动了赵宋王朝，宋徽宗大发雷霆，可是光生气也没用，一群大臣们乱哄哄闹了半天，，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按先前计划仍然准备进攻两湖，两浙路放在下一步；另一派主张先进攻江南东路和两浙路，因为那边的叛军数量远比两湖少得多，据探子说只有大约两万多人。
两方争吵许久，听起来都有道理，宋徽宗想了半天，觉得柿子还是捡软的捏比较好，而且朝庭粮饷大多来自江南一带，对朝庭重要得多，于是决定先收复江南东路和两浙路。由谭稹担任江淮浙等路宣抚使负责平叛。
为了松懈人民军的斗志，摆出贤明的姿态，宋徽宗下旨罢黜了朱缅等人的官职，撤销苏杭造作局，停运花石纲，就差没下罪已诏了。至于士兵，只得从上个计划里想法抽出十五万人，留下的空缺，只好赶快征募新兵。
与此同时，周边国家纷纷得到这一惊人的消息，大辽中京皇宫内辽帝耶律延禧与一众大臣正在聆听这一情报。
“。。。目前广南东路两湖地区已经全部落入人民军之手，据最新情报，两浙路杭州等地也被人民军夺取，看起来这个中华人民军来势汹汹，宋帝恐怕不容易平息此次动乱”
“哦”辽帝耶律延禧根本没有在意这个消息，他心里正想着西夏刚进贡的波斯胡姬，皮肤雪白，胸部高耸，真是好爽啊，一边想一边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启奏皇上，此次宋国内乱，臣以为应在南京调集兵马，一旦发现宋军不支即可大举南下。”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说道。
“此事万万不可，宋国与我国有盟约，背盟负义，会被天下人耻笑，更会使圣上被人称为失信之人，再说目前只是爆发动乱，下一步情况如何还不清楚，不可轻举妄动。”中京留守陶苏斡强烈反对。
“盟约算什么，那不过当时给宋帝一点喘息之机罢了，有这个大好机会，就算不能夺得大片土地，最起码也应该让宋帝每年多付些金银绸缎，目前宋的朝贡为每年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增加个五成肯定没问题。”
“要增加宋的岁贡，派一使臣足矣，还可以顺便观察宋的情况，何须动员大军，徒然耗费物资。”
慢慢地，争执变成如何获得更多的岁贡上来，萧得里底认为应动员大军，而陶苏斡认为，只须派使到宋，观察情形，提出新条件，然后重订盟约。
双方争执不下，在殿上吵来吵去，过了一阵，大家吵累了，渐渐静了下来，请示耶律延禧，最终采取折中的办法，先派使臣，等进一步消息然后再决定是否动员大军。
而西夏国都兴庆府（即后来的银川）就完全不同了，目前夏崇宗李乾顺在位，他虽然不能说雄才大略，但也是屡尽战阵，就算没有能力也有经历的人，得知宋朝的这一危机欣喜若狂。
从崇宁三年西夏进攻宋泾原路开始，宋夏第四次战争爆发，双方在煌、鄯等地大打出手，虽然夏国士兵战斗力远胜于宋兵，但毕竟国小力弱，因此战争持续多年，对夏的影响非常大。简言之就是夏国不怕打仗，但害怕持续打仗。因此他是衷心希望李志远闹得越凶越好，他就可以趁机捞好处了。
于是连忙派出更多探子，务必了解最新动态再决定下一步是战是和。
至于其它国家如大理是因为段氏大权早已旁落，在宋绍圣元年（1094）大理国权臣、白族封建主高升泰谋反夺权，致使现在的王位只留个空名而已，国内实际是由高姓为首的几个大军阀割据，忙着争权都来不及，哪有心思去管大宋的事。而高丽国王王俣登基未久，而且又没有直接联系，宋朝内部的事跟他们关系太小了，一向就不怎么上心，现在也不例外。至于吐蕃类似于大理，甚至更厉害些，早在唐会昌二年（842）末代赞普被刺后，吐蕃就已经分裂成一堆小势力了，因此对宋的新情况基本无人关心，至于回鹘、喀喇汗由于与宋的直接联系很少，更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顶多当新奇消息听听罢了。
作者注：辽国鉴于上京过远，因此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初，在上京之南两百多公里处营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原属汉之新安平县，唐太宗伐高丽，便曾驻跸于此，其后曾置饶乐都督府。皇城之中，除祖庙宫殿外，有大同驿以接待宋使，朝天馆招待高丽使节，来宾馆招待夏使。在当时，上京只是虚名，而中京才是辽国的政治中心。
第八章 大战
在得到宋廷的作战意图后，李志远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后决定：一，水军立即出动，尽可能的俘虏、摧毁宋军的一切船只，包括内河和海洋的，以期迫使宋军无船可用，只能临时造船或以运河的平底船运兵渡过长江。
二，抓紧加强步兵第一师，军需物资优先供给，训练度加强。
三，军训部尽快将新兵训练好，组建新的部队到江南参战。
四，组建前敌指挥部，负责江南东路此次作战，任命陆富贵为前敌总指挥。
五，步兵第二师沿长江向下游进攻，夺取长江南岸的一些重要城市，以减少宋军渡江的可选择地点。
李志远特别郁闷，因为这次领军的谭稹不是瘾君子，本来到这个级别的官员李志远是不会放过的，但哪知道这个谭稹是个宦官，李志远看的历史书上总是说宋代宦官很少，而且没多少权力，整个宋代几乎没有宦官掌权的事，于是他就放松警惕了，结果这次指望不上了。
虽然“指挥”不动，但是情报工作影响不大，毕竟禁军中混入了不少自己人，对于大军动向还是能掌握得了的。
这样的话，由于水军已经基本控制了长江，因此自己一方调动兵力非常方便，尤其是从两湖向下游，更是神速，而且依着长江天险，占了很大胜算，而谭稹在渡江时则要冒巨大的风险。
十月初一，谭稹坐镇庐州（即后来的合肥）命令刘仲武指挥五万人，从无为军（即后来的无为）渡江，与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