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答记者问-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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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看法，我已经都说过了。老实说，这里面肯定有水分，但这种水分并不是去年才有的，而且去年的水分也并不是更多。因为我们更加注意核实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而且三令五申，不许弄虚作假。这样的水分不但没有以前多，而且比以前更少了，因为我们一再地强调。我们这套统计制度最初是在50年代初期从苏联学来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按照美国和国际统计的惯例做了修改。现在我们有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统计工作经验了。我认为，不能说这些数字都不准确，或者都是水分，那也不公平。现在恐怕有几百万人在从事统计工作，不过，我也不能够说它们很准确。公平地讲，我们对工业企业的统计还是比较准确的，而对于农村的一些统计，实在是太宽泛了，不可能统计得那么准确，但是每年的统计数字是具有可比性的。
康比德：我记得在1993年同你见面的时候，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25％，而且经济增长好像十二三年连续地超过了10％。当时你的艰巨任务就是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很多人都怀疑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后来，非常明显，你取得了成功。那么，你现在面临的挑战却是如何使中国的经济保持一个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比如说是以7％或者8％这种使人满意的速度来增长。你认为这两种挑战，到底哪一个更加巨大？
朱镕基：我想，1993年我面临的困难是通货膨胀，而我现在面临的困难是通货紧缩，是物价不断地下跌。从中国人几个世纪的经验来看，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通货膨胀。中国还没有经历过通货紧缩。现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通货紧缩对他们有什么危险，我们少数人看到了这种危险。因此，我的任务要比治理通货膨胀轻松得多，因为老百姓现在不需要担心通货膨胀，他们很安心。
康比德：通货紧缩可能带来的危险到底有多大呢？
朱镕基：现在老百姓都把他们的钱存在银行里。现在的储蓄率不知是40％还是50％，我也搞不清楚，但是银行这个钱贷不出去，因为没有更好的项目来贷款。因此，发展速度就有下降的危险。而且，产品的供过于求、物价的下降使得企业的经营变得很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刺激消费需求方面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拉动生产的发展。
我还要讲一句，很多外国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去年由于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和水灾的影响，中国的各项改革没有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步伐已经大大地放慢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本届政府所计划的一切改革，在去年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都在按计划进行，而且超过了预期目标。我没有时间再详细地介绍这个问题了，也许我们能在美国再见吧。
康比德：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是否能够考虑让我们在中国也发行《亚洲华尔街日报》？因为目前在亚洲的其他很多地方，大概有10个国家出版我们的报纸。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向企业界人士报道有关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希望《亚洲华尔街日报》能够在中国发行，而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出版我们的中文版。
朱镕基：我会跟主管这方面的负责人商量的。至少，我是《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忠实读者。第22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1）
接受美国《商业周刊》
记者采访
（1994年1月15日）
记者：非常感谢你今天能给我这个机会与你见面，我们的《商业周刊》杂志致力于报道贵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事件。
最近，你透露了经济体制改革计划，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天，我们主要想请你谈一谈今后几年的具体计划。另外，你是否可以详细地谈一谈，你认为中国在1994年以及明后年能取得多少成绩？
朱镕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始于1978年，当时邓小平先生首次提出要改革开放。应该说，从那时候起，中国就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然，那时候邓小平先生没有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那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这么说。因为当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计划经济则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从邓小平先生过去十几年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我们一直都在向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四大时，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时机成熟了。江泽民主席定下了这一目标，这是与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脉相承的。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一直在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案，同时也在制定实施这一方案的运行机制。在去年冬天举行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我们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方案。
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面、广泛、深刻的改革。这样一个改革必然会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也将涉及中国不同的地区，以及如何妥善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问题。这样一来，很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以及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我们成功地在很短时间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正是这样，去年冬天，我们通过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实施改革的方案。
我相信，对于来自你们这样的国家的人来说，这种改革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想通过改革所建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你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你们的经济体制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将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而且公有制将处于主体地位。
改革方案是全方位的。我们主要在财政、银行业和企业这三个领域实行改革。
谈到财政改革，它主要是为了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财政收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与你们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类似。因此要推行财政改革，我们必须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
银行业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独立的银行业系统。我们要努力确保中国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实际上，这一领域的改革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去年加快了速度。
现在说改革的第三个领域——企业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调节国家与企业间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去年以前，尤其是去年为改革所作出的努力，为今年实施的主要改革措施做了准备。这是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达成一致，政府与企业也协调一致。因此，总体来说，在准备过程中就达成了一致。于是，今年1月1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全面实施重大改革措施。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启动了将涉及多个领域和行业的深度改革措施后，国内总体形势和各行业情况保持稳定，没有出现重大问题，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在开展旨在实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财政收入的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都非常合作。我们还成功实行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并轨，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只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黑市的汇率比市场汇率要低。第23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2）
这些改革举措十分重要，必须得到我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和认可。而要让我们的人民理解和接受这些改革举措绝非易事，尤其是在落实这些举措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我们没有预见到的情况。因此，产生了一些小问题。
例如，1993年12月29日，我们宣布将采用人民币单一汇率制。但是，在通告这一决定时，我们漏了一句话：汇率统一以后外汇兑换券的价值不变，即今年1月1日以后外汇兑换券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依然是5。8∶1。这一点我们此前已经指出过，但在发布通告时漏了，人们都误以为1月1日以后外汇兑换券和美元的汇率也会是8。7∶1，于是拥至商店购买黄金和珠宝，有些人还到银行把他们的外汇兑换券兑换成美元。这一现象在北京尤为普遍，因为人们以为外汇兑换券要贬值了。我们立即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在去年12月31日发表了另一份通告，告诉人们外汇兑换券不会贬值。于是不到一天，问题就解决了。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们的疏忽所导致的。
另一个问题也是由于要实施重大改革措施所引起的。在落实税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将推行全世界普遍采用的增值税，但中国消费者对消费税这种概念不太习惯，也不太了解，以为推行税制改革，物价就要上涨。因为在中国，所有商品价格都含税，不像在贵国，物价是不含税的，因此，人们以为随着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实施，物价会飞涨。于是，他们立即涌向商店抢购家电产品。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做说服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还在电视上向人民群众做了解释，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抢购现象了。
这些都是我们实施改革后在短期内遇到的问题。鉴于这一情况，我预料今后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很可能会再次出现对某种商品的抢购现象。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我们正在组织专家编写关于我们已经出台或将要出台的改革措施的教材。这些教材的内容每天都将在电视台和电台播出，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改革措施。
你刚才问我对改革的前途怎么看。我估计，如果今年不发生重大问题，我就要谢天谢地了。明年，我们将确保人民对改革措施更加熟悉。这样，中国将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到那时，中央财政的状况将大大改善，地方财政将有能力量入为出。此外，银行业也能够正常运转。国家的经济运行将有正确的调控机制来控制和调节，防止经济总体发展过热，物价也将保持稳定。我们对改革措施取得成功充满信心。事实上，我们也承受不起失败的后果。
当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为恢复金融秩序、控制投资规模过大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只是暂时的，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改革措施，今年已经基本上开始启动了。
我知道有外国媒体称，我们从去年10月开始改变货币供给控制政策，放弃了宏观调控措施。甚至有报道称，我个人是迫于压力才这么做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真正了解中国实情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过去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积累了经验。我们深知，对中国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软着陆”，需要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我们需要的是经济增长率逐步减缓的“软着陆”，如果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率，我们将以社会稳定为代价。一旦社会稳定遭到破坏，我们就无法启动改革措施。
去年8月到10月，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主持召开了8次会议。这些会议集中讨论了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的程度及货币投放量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