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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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随笔体批评。随笔体批评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并不鲜见，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李健吾的《咀华集》等都是随笔体批评的经典文本。随笔体批评可以说是对于批评文体的一种解放，一方面，它摆脱了僵化呆板面目可憎的“八股”式批评体式，使文学批评开始具有了清新、灵动、自由的“创造性”的风格。另一方面，随笔体批评也是对批评家文学感觉、主体感受和个人灵性的全面唤醒，它使批评家主体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由被动的阐释与“依附”关系，变成了主动、独立和创造性的关系。再次，随笔体批评也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对于“批评”的传统认识。在这里，“批评”不再仅仅是一种“法庭的审判”或理论的演绎，而是一种“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种独立的艺术”，它需要批评家丰富的人生经验、灵魂的冒险、艺术的良知和良好的艺术鉴赏力。 ①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批评实践中，随笔体批评同样也是魅力十足、风光无限。不仅从事此种文体写作的批评家队伍非常庞大，而且出现了许多在九十年代批评界影响深远的典范性批评文本。具体说来，我觉得，九十年代的随笔体批评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以何向阳、李敬泽、张新颖等为代表的散文随笔体批评。这些批评家的文学批评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才华横溢，他们艺术感觉敏锐，语言灵动，富有个性魅力，极少学究气。而他们切入文本或批评对象的方式也常常出人意料，给人以新奇的感受与启迪。在我看来，他们的批评实践实际上为文学批评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并最大限度地消泯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距离，文学批评也因此正变得越来越有朝气和活力。何向阳的《12个，1998年的孩子》从“12个孩子”的视角来切入一九九八年的小说，突破了惯常的阅读期待，一下子就为我们敞开了一个新的小说世界，而她汪洋恣肆的文笔、神采飞扬的思想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都无疑正在引领我们进入一种崭新的批评境界。李敬泽的《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纸现场》等批评文集以他特有的缠绕、思辩、顿悟式的文字形成了一种华丽典雅而又一针见血的批评风格。他特别崇尚审美感受和审美印象。在当今的批评家中就对艺术的敏感和语言的敏感而言，恐怕尚无能出其右者。此外，张新颖的《歧路荒草》集中的批评文字也都特别重视个人性灵、个人体验，并表现出了特殊的审美情趣和行文风格。总的来看，散文随笔体的文学批评有着明显的“美文化”的倾向，其中许多篇章直接就可以当作优美的散文来读，其对文学批评固有体式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另一种是以谢有顺、谢泳、林贤治等为代表的思想随笔体的批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批评语境里面，批评家独立发现、思索问题的深度可以说是此前从未达到过的。这当然有时代方面的原因，随着一个世纪的逝去，许多历史、现实的思想问题都需要重新反思、清理，这是一个当然的历史机遇。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来自于中国批评家自身思想能力的提高。虽然，在九十年代随着商业化和市场经济转型等等的冲击，文学和人文知识分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也恰恰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里“共名性”、集体性的思想开始真正解体，而个人的自由思考有了真正的空间与可能。正如前文我已经指出过的，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已经不再跟创作完全同步，批评家已经开始有了与作家所思索和表达的完全不同的问题。这反映在批评文体中就形成了大量的思想随笔体的批评文字。思想随笔体的文学批评往往反映了批评家长期的思想成果，因而思想的震撼力和对批评对象的穿透力都是其他批评文体所无法比拟的。而表现在文风上，这类批评不仅思想犀利，而且风格尖锐泼辣，很有魅力。这方面，谢有顺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是九十年代中国批评界涌现出来的屈指可数的天才批评家之一，他的《1957年的生与死》、《十部作品，五个问题》等批评文章，发问有力，思索到位，气势磅礴，其对批评对象的批评常常直追死穴，读来令人痛快淋漓。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散文随笔体批评还是思想随笔体批评，它们所面临的窘迫也同样是引人注目的。随笔体批评在凸显批评家主体性的同时存在着割裂文本和批评对象的突出问题。许多批评文章游离于文本之外，或仅仅以文本作为一个“由头”，随意地抒发性情或阐释自己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对文本的一种背离。长此以往，不仅批评的主观和牵强在所难免，而且也极有可能造成批评家对文学作品基本的分析和阐释能力的丧失。
最后，与批评的体式有关，我还想谈一下话题批评。应该承认，九十年代文学批评局面的活跃很大程度上是与“话题批评”的兴盛分不开的。正是一个又一个批评话题的纷纷出笼，使得我们的文坛变得热闹而有趣。在我印象里，几乎每一份文学期刊都有自己引为得意的“文学话题”。所谓“人文精神”讨论、“私人化写作”、“女性写作”、“重构现实主义”、“跨文体写作”、“新生代写作”、“七十年代人”、“后先锋”等等，都是在九十年代一度搞得文坛风生水起的“批评话题”。这些话题，大多体现了策划者对当下文学现实的敏锐嗅觉和对文学与精神问题的独特判断，现实性既强，又有着相当的学术前沿性，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话题批评”既是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主体，也在整个九十年代文学格局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很难想象，离开了热闹的“话题批评”，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日益边缘化了的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会是怎样的一种沉闷景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抛开“话题批评”本身的学术内涵和精神内涵不谈，其对九十年代文学或文学批评的“自我拯救”功能也值得重视，至少它以自己不甘寂寞的表现使寂寞中的文学或文学批评变得不再寂寞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九十年代的这些“批评话题”又有点类似于那个曾经非常风光的“点子大王”何阳的“点子”，它充满了对我们的“诱惑”，但这种“诱惑”又是“有毒”，甚至充满欺骗性的。对中国批评界来说，“话题批评”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在我看来，“话题批评”作为批评界的一种“集体作业”，确实有助于对文学领域那些重大的现实或理论问题进行集中探讨。这种“集体作业”既使得那些引人关注的问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或澄清，同时也给文学带来了“热点”效应。这无论对作家、批评家，还是对文学或文学期刊，都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但是，这种“好事”也需要付出代价。因为，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以“集体作业”方式呈现的“话题批评”恰恰是有违批评的本性的。批评本质上也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创造行为或文学阐释行为，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思想”和个人与众不同的“声音”。而在“话题批评”中，我们却发现批评在一哄而上的“集体喧哗”中，已经构成了对于“个人声音”的遮蔽。很多时候，“批评话题”已经不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成了炒作的“热点”，充满了投机取巧的气息。每个人都希望在对一个流行的“声音”的汇入中，收获一点“名声”与利益，他们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恐怕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所谓个人的真正的“思想”。这种情况下，“话题批评”就成了一种惯性的行为，甚至成了一种裹挟性的“批评仪式”，它完成了对于批评家和批评本身的双重异化。正是在这种异化中，我们看到九十年代的批评家们已变得越来越浮躁了。他们热衷于“一窝蜂”的“跟风”批评，热衷于大而化之的夸夸其谈，已经很少有人能耐心而细致地品读或阐释具体的文学作品了。有些批评家甚至根本没读过具体的作品，不知作品到底写了什么，也能想当然地写上洋洋万言的“批评”文字。批评正在一步步远离具体的文学实践和扎实严谨的阅读分析，而变得华而不实与好高骛远，这是我们需要对“话题批评”保持警惕的—个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话题批评在沦为一种“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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