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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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宁曾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也是我哥哥，比我大一岁，童年时期我们形影不离。家里兄弟姐妹四人之中，他并不比别人更聪明，但他个性最强。对于大家都在追逐的东西，他认为那不一定是好东西，可是他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著。10岁那年，他想买一双冰鞋，是一双崭新的速滑跑鞋，妈妈也许是觉得那鞋太贵，只答应给他买一双半旧的花样冰鞋。别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号啕大哭，要么不再坚持，但是小宁一声不吭，突然跑开，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锤子和一把钉子。他走进父母的卧室，还是一声不吭，挥起锤子，把钉子一根接着一根钉进床头的木架，直到妈妈答应他的要求，才停下来。多年以后他长大成人，每天上班下班，却没有手表。那年代手表在“三大件”中名列第二，大城市里人人想要，但是小宁无动于衷，妈妈要给他买块表，他不要，还说“大街上哪里不能看个时间啊？”他每天骑车去一个轧钢厂，工作8小时，把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天天这么干着，同时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兴趣。就像我们在《追随智慧》里面提到的，他喜欢无线电半导体，把自己的工资全都花在这些东西上。70年代中期有所大学录取了他，是“工农兵学员”，那时候离开生产第一线去大学读书，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不料他却不去，因为那个专业他不喜欢，他不肯为了一个大学生的招牌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后来北京大学录取了他，他欣喜若狂，忙不迭地打点行装，不是因为什么“名牌大学”，而是因为这次是计算机专业，那正是他的所爱。这些事情都已过去多年，至今历历在目，所以当他说“成为最好的你自己”时，我立刻就明白了其中含义。　


　前言（2）　
前言（2）

他的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促使我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微软亚洲研究院里的那些年轻人。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研究之后，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他们的故事之所以个个精彩，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杰出，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最好的我自己”。

我曾和微软公司中的90多人谈了话（大都是中国人，也有些是美国人），有300多个小时的录音以及几百万字的材料。这一次我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30个人身上，他们是微软亚洲研　


究院170个研究员和工程师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我有时候用“微软小子”来称呼他们，是希望在读者心中留下一个统一的形象，其实他们中间差别巨大。他们出生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被人们当作聪明、成功、快乐和富有的典型例证，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很年轻。这一切都是媒体追逐的题目。但是，我关心的不是他们的成功，而是他们的成长；不是他们的今天，而是他们的昨天。

他们对我讲述了各自的成长之路，包括形形色色的故事和思想。我在这里写下的100多个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对于我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找出他们之间的区别，而是找出他们的共性，找到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与众不同。有些东西他们有，但别人也有。比如他们都很聪明、很努力、有相当出色的学习成绩，有高等教育的学历，还有无限关爱他们的父母。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有这样背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事实证明，在他们的成长之路上，真正有启示意义的东西不是这些。

线索千头万绪，当我把它们一条一条理清楚的时候，不禁大为惊讶。与我们通常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那些教育准则对照起来，它们竟是完全不同的：

1。他们的成长与优越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正相关的关系，事实正相反，与贫寒之家联系密切。在我的30个研究对象中，有28人出生在平常人家，其中22人出生在小城小镇。另外两个拥有大户人家背景的人，也在他们的童年时代经历过家境不景气的磨练。

2。我没有发现一个能与他们的成功之路联系起来的家庭教育模式，认为家庭教育一定要严格或者一定要宽松的观点，都可以找到成功的案例。但是，这30个人在受教育的年代里，无一例外地希望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其中那些年龄稍大、已经有了子女的人，全都声明自己将不会以严格甚至强迫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3。无论是“严格教育模式”还是“宽松教育模式”，家庭都显示出很强烈的正面影响。30个人的父母中有十多个教师，其比例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是总的来说，父母对子女影响力的大小，并不取决于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也不取决于教育方法，而是取决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否融洽。

4。全都有一个充分发展独立意志的过程。越是严厉的父母，也就越早地让孩子离开父母的视线，获得自由的空间。其中三个最典型的采用“严格教育模式”的家庭，都有一个“少小离家”的故事紧随其后。李开复11岁离家，沈向洋11岁离家。张亚勤12岁离家。

5。我没有发现考试分数“第一名”与日后的成就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这30人中的大多数，在学生时期并不是“第一名”。他们更多地处在第三到第十名的位置上。他们中间流行着“不必在意名次”的说法。

6。他们用在背课本和做习题上的时间，大大低于同学中的平均值。其中80％的人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拥有广泛的兴趣，而不只是满足教学大纲的要求。

7。他们不仅关心哪些事情是必须做好的，而且更关心哪些事情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哪些事情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自己想要做和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8。我没有发现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智商。事实是，在任何一个学习阶段，情商都显示出比智商更重要。他们毫无疑问属于聪明的孩子，但是像他们一样聪明的孩子有很多，比他们更聪明的孩子也有很多。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拥有健康的性格、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

9。他们都经历过一个“开窍时期”。在此之前，他们全都没有承受过多的来自外界的压力；在此之后，他们全都在内心中增加对自己的压力。所谓“开窍时期”，是从混沌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飞跃性的转变。他们的“开窍时期”几乎全都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到三年级，而不像人们通常所期望的发生在初中阶段。父母的这种期望与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发育过程无关，而与考试为先导的教育体系有关。所以大多数父母和老师都把压力集中在孩子的初三和高三，这恰恰是孩子尚未“开窍”而心理又处在逆反阶段的时候，等到孩子进入大学能够承受更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的时候，我们的教育体系反而放松了对他们的压力。

10。他们全都在关键的时候遇到了优秀的老师。让他们难以忘怀的这些老师中，没有一个是教会他们应付考试的人。就像忘掉了那些没有用处的知识一样，他们也忘掉了教给他们这些知识的老师。这30个人列举出来的老师有50多位，其中有些是外国人，全都拥有大师的头衔和大师的声誉。大部分中国教师中，只有一位是“特级教师”，其余都是寂寂无名之辈。这些老师之所以让他们难以忘怀，奥秘全在课堂之外：教给他们如何做人；教给他们如何学习；告诉他们朝哪个方向走去，而那里真的就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前言（3）　
前言（3）

我很注意地观察了周围的学生，发现大多数人也能拥有上面10条之中的一条或者几条。但是在我的30个研究对象中，大部分人占了10条，最少的也能拥有其中8条。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最重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很高的情商。




第二，快乐，享受学习，而不仅仅是完成学习。

第三，优秀，杰出。

这三个概念在英文中都是以“E”开头的（EQ，Enjoy，Excellence），所以我把它们称之为“3E”，进而提出一个新概念：“E学生”。

读到这里，你就应当明白，本书的主旨不是教给你怎样去做像他们一样的人，而是教给你成为一个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你自己”。其中逻辑大致如下：

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

·E学生

·像天才一样成长，但你不是天才，只是最好的“你自己”。

当我接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面不断出现下面这些问题：这是关于微软公司里面那些年轻的中国人的书吗？是一本关于成功的书吗？是教给孩子们怎样成为天才的书吗？是教你如何对抗现存教育体系的书吗？都不是！在研究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只关心一件事：

我们发现了一群人，他们并不拥有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大脑，所经历的教育制度和我们的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他们凭什么变得和我们不一样了？凭着他们对教育的看法与众不同——仅此一点就让他们与众不同。

所以，本书的结论是：

我们既然无法改变教育，那就改变对教育的看法。　


　“E学生”（1）　
“E学生”（1）

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比尔·盖茨

大厅里灯火通明，气氛热烈。中间位置上，一方长桌横向展开，有二十米长，白布覆盖　


。桌上摆满各种颜色的饮料、水果、葡萄酒、中式和西式的点心。杯影交错，流光溢彩，映照在宾客身上。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会厅的这个晚上，一看就知道是属于年轻人的。宾客个个服饰多彩，头发乱七八糟。笑语中，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一本正经，一会儿插科打诨。如果你想在他们身上寻找相同之处，那就只有一样，他们全都有一张年轻的脸。

此刻，所有人都聚集在大厅东侧，围着两个人。

一人中等身材，线条柔和，目光敏捷，一副标准的华人模样，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虽在盛夏时节，仍是衣衫挺括，系一条印花领带，一丝不苟。看上去，他的举止比年龄更老成，言谈比地位更随意，隐隐带着几分憔悴，还有几分志得意满。

另一人个头儿不高，大头，短发，圆脸，一身西装革履，裹着宽肩阔背，不能掩饰从里到外冒出来的那种洒脱无羁。善于观察的人还会注意到他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既稳定又灵活，似有无限生机和能量，若隐若现，含而不露。

这二人，正是李开复和张亚勤。前者将要离开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之职，即刻回到美国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就任副总裁。后者即将接替前者之位，成为研究院的新院长。现在，研究院的同事们把他们团团围着，只是为了对一个人说“再见”，对一个人说“欢迎”。

大约两年前，也即1998年夏天，李开复第一次来到北京组建研究院的时候，口袋里揣着微软公司的雄心勃勃的计划：6年投资8000万美元，寻找到100个最杰出的研究人员。那时候他的身边只有两个人。他们在北京中关村的希格玛大厦落了脚，然后，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包括大学本科学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