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圆明园-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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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遗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种状况，一直到二○○一年才得以改善——这一年，北京市政府完成了圆明园内的近八百户居民以及十四家驻园单位的腾退工作，终于结束了圆明园长期混乱的局面。历经一百多年的磨难，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圆明园的遗址，已经与圆明园原本的山形水系完全两样，算起来，她既不同于民国时期，也不同与八国联军入侵时期，更不同于英法联军焚掠时期；英法联军当年“施暴”的现场，早已被中国人自己亲手破坏掉了。
也许是因为发生在圆明园身上的故事太过悲怆，屈辱太过深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传统中的“凤凰”意象来呼唤她的重生和崛起。额尔金在下令烧毁圆明园的时候声言这是对咸丰皇帝一人的惩罚，这种欺世之论，没有人会信以为真。事实上，圆明园之火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烙上了屈辱的印记，圆明园遗址是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的象征——反思中国近代史，没有比她更合用的东西了。
一九一三年，二十四岁的李大钊在东渡日本
留学前游览了圆明园遗址，并赋诗一首：
圆明两度晃明劫，
鹤化千年未忍归。
一曲悲笳吹不尽，
残灰犹共晚烟飞。
玉阙琼楼接碧埃，
兽蹄鸟迹走荒苔。
残碑没尽宫人老，
空向蒿莱拨劫灰。
李大钊在题记中写道：夕阳影里，笳鼓声中，同友人陟高岗，望圆明园故址，只余破壁颓垣，残崎荒烟蔓草间，欷欤凭吊，感慨系之（《圆明园资料集》）。李大钊诗中所传达的意绪，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几代人在圆明园问题上的复杂情愫。
可以肯定地说，全盛时期的圆明园是一个黄金铺就的世界，是真正意义的寸土寸金。圆明园毁灭后很多年，有不少人竟然以“筛土”为业，据说，筛土贼们经常偷偷出没园中，往往大有所得，京城当年曾经流行一句民谚：“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说的就是这种特别的情形。
圆明园大抵具备了一切至高艺术品的形式和命运：完美、易碎、最终毁于无知者之手。回顾圆明园的历史是一种痛苦的经历，没有人能够改变故事的结局。据说当年下令焚毁圆明园的额尔金男爵的父亲，也是一个“杀风景”者，他在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期间，曾经将希腊“帕提侬神庙”里的塑雕大理石像运回苏格兰老家，被诗人拜伦斥为文物强盗，拜伦甚至在诗中诅咒说：“让仇恨永远追索他的贪念”。谁能料到，半世纪以后，额尔金竟然走了乃父的老路，甚至走得更远：他不仅抢掠了圆明园里的珍贵文物，而且毁灭了圆明园。
圆明园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园林，在历经劫火和一系列其他形式的破坏之后，中国式木制结构的建筑都已经消失殆尽，如今在圆明园遗址上赫然矗立的是她的西洋楼部分，这些大理石材料的残留物，已经成为圆明园遗址所特有的标志。圆明园以废墟的方式传达了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历史。目睹这些断壁残垣，怀想其间的伤心史，足以令人发昨今之慨。
透过摄影机镜头，透过废弃的石缝，我们观察着圆明园，圆明园也在观察着我们。历史就是历史，任谁都无法改变。圆明园的这场劫难，虽然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但直到如今，我们依然能够强烈感觉到它的影响和存在。
无论如何，这杯忘情水难以下咽。
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无论什么国籍、什么肤色的后来人——来说，我们从圆明园历史中记取的，也许应该是这样的声音：作为一个自命文明的现代人，我们须得时刻保持警惕，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尽量避免做出那些给人类理性抹黑、令后世子孙扼腕痛惜的残暴之事。
圆明园以自身毁灭为代价争得的教训，理应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珍视。
圆明园的景观格局
圆明园四十景（1）
清入主中华，于马上得天下。习为朴简，以骑射为事，园林之乐，非所素耽。
——蔡申之《圆明园景物纪略》
神仙宫阙之忽现于奇山异谷间，或岭脊之上，恍惚似之，无怪其园之
名圆明园，盖言万园之园，无上之园也。
——（法）王致诚《圆明园纪事书札》
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三园在空间排列上状如倒置过来的“品”字，左边是圆明园本园，右边是长春园，下方是绮春园。三园以最大的湖泊——福海为中心。根据近年的详细勘察，圆明园总共占地三点四平方公里，周边长度约一万米，东西方向长度约三千米，南北方向长度约两千米。就是在这个广大的空间区域里，曾经营建过十六万平米美轮美奂的人工建筑。
与现代人所习见的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不同，圆明园绝大部分是单层建筑。在传统的中国式思维里，高层建筑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七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宫廷画师、法国人王致诚在给达索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楼层在他们看来简直难以忍受，他们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每天上下一百次到五层楼。”当年，康熙皇帝曾经对外国人的居住方式深表同情，他在看过欧洲住宅和西洋楼的平面图之后评论说：“欧洲一定又小又穷，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地皮来发展城市，因此人们不得不住在半空当中。”（《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
作为一个皇家园林，圆明园自然不会吝惜“地皮”，尤其不会无视“安全”和“景观格局”，选择建在“半空当中”。圆明园里到底有多少景观，就连圆明园研究专家们也说法不一。有的说有一百一十七景、一百二十三景，有的说一百四十景、一百五十景，更多的意见则说有一百零八景。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是划景标准上的差异。按照园林学上的定义，“景”也者，指的是以建筑为中心，配合周围山水地貌、树木花卉所呈现出的独成格局的园林风景群。具体到圆明园来说，因为圆明园的景观结构太过繁复，很多景观属于“园中有园”、“景中有景”的套层结构，无形中给景观的认定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不过，笼统地说圆明园有一百余个景观，大体是可以的。
圆明园的建筑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圆明园本园的建筑，第二阶段是长春园的修造，第三阶段是绮春园的修建。圆明园本园部分是在一七四四年完成的，其后偶有兴作；长春园开始兴建于一七四九年；而由多座小园林组成的绮春园，则是在一七七二年才归属于圆明园的制下。
圆明园本园的建造，发端于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到乾隆朝早期大致完成。园内山水景物按照堪舆学的考虑，以西北为首，东南为尾，将九州四海囊括其中，形成了前宫后苑的皇家气派。
雍正皇帝（在位时间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对圆明园的扩建，除了早期在南部兴修宫廷区，还向北、东、西三面扩展，不断添加新的景区。雍正后期，圆明园面积已达三千余亩，建成了“圆明园四十景”中的三十一景。
圆明园真正的辉煌局面出自乾隆皇帝之手。即位伊始，乾隆皇帝（在位时间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就对圆明园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到了一七四四年，经过七年左右的营造之后，皇家御园距离乾隆皇帝想象中的样子已经不远。可以想见，这时候的乾隆皇帝对自己在圆明园上的创造非常满意，政事之余，他把圆明园里的景观择其要者钦点为“四十景”（其中的十二景是他一七三六年登基之后建造的）他还给每一处景观都取了雅致的四字名称，并赋诗一首纪盛。这还不够，同一年，乾隆皇帝又下谕旨，命令宫廷书画家沈源、唐岱、汪由敦把圆明园“四十景”摹画成绢本彩绘，并把他本人的诗作题写其上，从而制作完成了一套品质精良的御制《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诗画集。御制《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的最后完成，很有些曲终奏雅的意味，标志着乾隆皇帝的造园欲望得到了暂时性满足，同时也标志着圆明园本园建筑的基本完成。有《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作依照，我们尽可以顺着乾隆皇帝的诗笔，对圆明园本园部分做一番特别的游历。
圆明园的正门是南向的大宫门，宫门上悬挂着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圆明园”匾额。大宫门门前两侧建有东西朝房以及曲尺形转角朝房，分别是内阁、六部、翰林院、宗人府办公的地方。二宫门叫做出入贤良门，匾额由雍正皇帝题写命名，门前有月牙形御河流过，两旁则有供军机处办公以及大臣候旨小憩的朝房。走进出入贤良门，迎面便是正大光明殿，这是雍正皇帝按照紫禁城太和殿建造的，整个建筑不雕不绘，朴实无华，一派庄严肃穆。与太和殿的功能大致相同，正大光明殿主要用来举行朝会、宴请外藩等重大活动。此外，这里还是皇帝举行殿试钦点状元以及生日宴会接受朝贺的地方。乾隆皇帝即用主殿“正大光明”的名字来给这片核心景区命名，这也是他在《图咏》里命名的第一处景观。乾隆皇帝在诗中写道：“只可方衢室，何须道玉津。经营惩峻宇，出入引良臣。”言下之意，皇家的营建不以奢华为务，而以清通亲民为要。令乾隆皇帝始料不及的是，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抢掠焚烧圆明园等西郊诸园时，指挥部就设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里面，一时间，这里竟成了侵略军施暴的指挥中心。
正大光明的东面，是勤政亲贤，这个建筑群包括三个宽阔的院落，有大小房屋上百间，主殿勤政殿位于西南部的一个院落，这里是清帝日常办公，接见官员、审批奏章的地方，大殿龙座后面的屏风上高悬着“无逸”二字，是乾隆皇帝亲笔所写，旨在提醒自己以及自己的继任者们要“乾乾始终志”，时刻把军国大事放在心上。
正大光明宫廷区的正北面，是圆明园里最大的建筑群——九州清晏。这里是清帝的主要生活区，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为几余游息之所”。九州清晏包括圆明园殿、奉三无私殿和九州清晏三个重要殿堂，其中圆明园殿是圆明园最早的建筑物之一，在正大光明殿落成之前，它就是圆明园的正殿。三大殿的西边，是皇帝的寝宫，其中最为世人熟知的建筑是清晖阁，因北面墙壁上挂有郎世宁、唐岱等绘制的绢本圆明园全图——《大观图》而闻名。三大殿的东边，则是后妃们的寝宫，著名的“天地一家春”和“承恩堂”等建筑就在这个区域。
九州清晏不但是一个单独景区的名字，它还是环绕后湖九个景区的总称。在圆明园前湖、后湖两片湖水之间，包括九州清晏在内，共有九个美丽的景区矗立在环后湖的九个岛屿之上，象征着九州四海的和平繁荣。这九个景区依次是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和九州清晏。颇值得一提的是“镂月开云”，这里在雍正时期原本叫做牡丹台，宫殿全用楠木构成，楠木保持了原本的纹路和色泽，别有一番清雅自然的况味；殿顶用两色琉璃瓦砌成图案，在日光照耀下焕若金碧，尤为壮观的是主殿前的庭院里植有数百本牡丹，这也是此处得名“牡丹台”的原因。乾隆帝弘历在十二岁那年，由父亲胤禎引领，在牡丹台第一次见到了前来观赏牡丹的康熙皇帝玄烨。这次祖孙相见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乾隆皇帝终其一生念念不忘此事。他在咏牡丹台的诗中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