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古代-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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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牛，到这年年底，畜牧场已颇具规模。估计数年后，大批的耕牛便可卖至各村庄，到时耕地就不需要如现在般辛苦了。
第十三章 整军设教
各省军队经整编合并后，建立了六个大的军区，数省共一个军区。每军区三万人，其中一万人屯田，两万人帮助百姓修堤、修渠。其实，张怀德是把各省的地方军队作为工程兵部队来使用。
真正作战用的部队是新建立的边防军。平定天下后，按复汉军的编制及训练方式，扩建了几个师加上以前的两个师，一共有九个师，约十万人。这九个师分为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水师，三个混合师。所谓混合师，是步兵与水师的混合军队，混合师的步兵类似于张怀德所来的那个世界的海军陆战队。边防军则包括混合师以外的六个师。
三个步兵师分布在边疆各要塞，一个步兵师作为御林军镇守金陵，骑兵师驻扎在北京，水师则分别驻扎在台湾、上海、天津等处。混合师则在台湾及福建等地进行长期的训练。
军事署下分三个部，张怀德兼任军事署署长，郑成功为地方军部长，李军爷为边防军部长，张勇为混合军部长。地方军的食粮由自己屯田解决，军饷由户部负责。边防军及混合军的粮饷则全部由户部负责。
由于地方军队实行了军区制，大大的减少了军队人员，十八万地方军队加上十万边防军和混合军，只有二十八万人，大大的减少了军费开支。
军费开始减少了，教化上的投入却增大了。每个村、镇、县都由教化署出资聘请了先生，给蒙童授课。有的村中没有读过书的人，则从外村或镇里聘请。
《易》曰：“蒙以养正。”人的一生，蒙童时期的教育是极其重要的。
明代大儒王阳明曰：“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 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教化署长黄宗羲便本此为蒙童设教，且制定了一个教化纲要，还请一些大儒编撰了一些天文、地理、历史、人物、风俗等简单书籍。
蒙童七岁便入学，学习洒扫应对，识字，三字经等简单书籍。先生们还从诗经、唐诗中挑选琅琅上口的诗句教蒙童们吟咏。九岁后便教授四书和孝经，十二岁后学习五经。在教授四书五经的同时，讲述中国的历史、人物、地理、风俗等。到十五岁，便完成了儒学基本教育。
蒙学有秀异者便进入县学，由本县知名儒者授课，学习诸子、史记、汉书等。两年后，县学有秀异者，便进入省学，延聘本省知名大儒讲学，进一步学习典史。一年后，省学有秀异者进入国子，延聘全国知名大儒讲学。黄宗羲、顾炎武等均不时赴国子讲学。在县学、省学、国子学成后的学子，便为国所用，如被聘请为先生。
第十四章 造船剿匪
1648年年底，也就是上年年底，台湾造船厂送来了一个消息，新船制成已经下水，首航十分顺利，航速达到20节。
早在台湾奠基时，张怀德便带人制造出了蒸汽机，他准备将之用到木船上。后来天下平定，便招徕了一些造船方面的人才，在台湾设置了造船厂，开始建造自己的新式战船。张怀德绘制出了以蒸汽机为中心的、包括螺旋桨在内的动力部分图纸，交给他们，让他们参照本国以及荷兰战船研制新式战船。
张怀德知道在大洋的那一边，英格兰的护国主克伦威尔将下令制造大船。英格兰人因为造船业没有荷兰人发达，船只总数跟法兰西的加起来都比荷兰人少，故此在海上屡屡受荷兰人的欺负。英格兰人很快就将发奋图强，加大在海军上的投入。英国要制造的大船吨位为一千，大炮八十到一百门。跟目前各国普遍使用的大炮五十门左右，吨位数百的船只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英国将依靠着这种新制造出来的威力强大的战船，取代荷兰的海上地位，并进一步成为日不落帝国。
故此，张怀德让台湾造船厂制造的新式战船，是吨位一千的大船。有性能超前的大炮，可以在英国人大炮射程以外开火，有蒸汽机做动力，英国人的船就是想跑都跑不了。张怀德心中明白，英国在这个世界里将不会成为海上霸主了。
中国新式战船有船员两百多人，另载有登陆作战的步兵两百多人。船上有六十门大炮，因为张怀德想实行左舷战斗模式，即在作战时，将左舷朝向对手进行炮击。其实，在海战中往往只用一边船舷朝向对手进行轰击。故此，在新式战船的左舷固定了四十门大炮，另有二十门大炮可移动。即便遇到右舷需要炮击的情况，亦可将这二十门移动大炮转到右舷。在这种安排之下，战船大炮的运用率便大大地提高，节省了建造成本，也减少了船员人数。
在张怀德与张勇确定的混合军作战思想里，当步兵登陆作战时，便可将部分移动大炮带上岸使用。
1648年年底张怀德接到新式战船首航成功的消息后，便让台湾造船厂建造百艘新式战船，专供混合军使用。当然，战舰不宜都相同，需有不同舰种。故此，让台湾造船厂在造吨位一千的大船的同时，也制造一些吨位五百、大炮三十的快速战船。
因为到1648年年底为止，生产的枪支子弹已够装备新建的军队了，所以张怀德让台湾军工厂减少制造枪支子弹，加紧制造大炮和炮弹。
到1649年年底时，已制造出新式战船三十余艘，大炮也已配齐。混合军装备上陆续投入使用的新式战船，经过训练，已经能熟练驾御这种新式战船了。
混合军三个师，三十余艘新战船仅能装备其中的一个师。张怀德和张勇商议后，决定将这三十艘船均分给三个师，每师分到的船可以装备一个旅，三个旅可以轮流使用、训练。
1650年春，分别驻扎在上海、台湾、海南岛的三个混合师都接到了军事署的命令，让他们出海清剿海盗。具体要求是，派出新式装备旅，分别清除朝鲜航线、吕宋岛航线、马来亚航线上的海盗。
其实准备工作一直在做，到上半年的秋季快结束时，混合军便大致摸清了各条航线上的海盗的情况。因此在接到军事署的命令后，各混合师长官便坐上旗舰，督率新式装备旅出发了。
经过半年的清剿，盘踞在各条航线上的海盗基本被肃清。但是也有漏网之鱼，来自日本的海盗及少数几股他国海盗，见势头不妙，便纷纷逃进日本领海的小岛上躲了起来。
该师长官觉得不便进入日本领海，便向军事署报告了情况，请其定夺。总统府派员赴日本交涉，请其派兵清除领海内之海盗，且表示中国愿意出师协助。同时也暗示，如果日本清剿不力的话，中国水师会自动请缨。
此时，统治日本的是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他自然不愿意中国水师进入日本领海，于是忙承诺清除境内海盗，然后赶紧派兵谴将，严令在数月内将领海内躲藏的海盗清除。日本海盗为祸已久，德川幕府长期放任不管，此时，终于在中国强大水师的威慑下，动手清剿。
到1650年秋季结束时，日本领海内的海盗全部清除。至此，东亚、东南亚的海患消失了，沿海百姓得以安定地生活，商船得以平安地往来，海上贸易日益繁荣。日本、朝鲜、吕宋、马来亚以及中南半岛的沿海百姓及航海商人莫不感谢中国政府及中国水师。（所谓中南半岛，是指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地区，包括越南、缅甸等地。）
第十五章 风正四方
经过三年的恢复、发展，中国显现出了蓬勃的生机，粮食充足，百业兴旺。耕地又增加了不少，高粱、玉米等在北方数省得到推广。随着粮食的增加，红薯不再成为主粮之一，原来耕种红薯的旱地，在收获小麦后可自由地选择后继作物。根据情况可以改种其他杂粮，有些可以灌水变成水田的则可种上中稻。养殖场的耕牛已长成了许多，被分卖到各地，而养殖场中还有更多的耕牛正接近成年。
堤岸、水渠亦得到了整修，米价降至十文一斤，百姓生活日益安定。
在1649年秋季丰收后，国家级元老院便曾提议增加各级官府长官及官员的俸禄。张怀德与顾炎武等商量后，没有采纳。因为国家还是刚开始恢复发展，虽然有所好转但还需谨慎，不宜增加户部开销。对这一点，唐太宗说得最清楚不过，“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陨命，治国亦然……”
《汉书。食货志》云：“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总统府诸官员为此商议过多次。顾炎武提出恢复宋仁宗时的平粜法，设置平粜仓，米甚贱则国家收，甚贵则国家卖。众人均表赞成。
黄宗羲提出，老子曰：“不贵难得之货。”要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全国。比如一些生活中的奢侈品及稀罕之物，上自总统下至百姓都不在意它，不花大价钱去买，商人自然就只贩运日常必须品，获利亦只寻常。从商既然获利寻常，百姓自然不会舍弃本业，去从事末业，衣食自然就丰足。百姓不随便买奢侈品，只买生活必需品，则手中的钱自然就更值钱，且积蓄会增加。而积蓄增加，生活有安全感，便会逐渐购买一些既不奢侈又能改善生活的物品，如此一来，农工商便都能正常发展。众人对此亦是表示赞成。
张怀德则提出不可过多耕种食粮，粮食少了不行，但过剩一样不行。农民收入会降低，积极性会下降，农业生产也会减少。虽然最后可能会达到一个平衡，但在这之前可能会出现大幅的震荡，对百姓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因此，张怀德提议在户部下设立统计司，同时在各省总督府设立统计机构，对各省粮食产量及所需食粮总数进行统计。然后由农部统筹安排，在满足需要且有一定富余的前提下限制粮食产量。同时，在确保粮食产量的前提下，引导农民从事经济作物生产。张怀德的提议是超前的，在众人进行了一番热烈地讨论后，也得以通过。
到1650年秋，张怀德和顾炎武等商议后，觉得中国已步入正轨，正在兴旺发展，可以增加官员们的俸禄了。于是，对各级官员的俸禄进行了调整。镇长的俸禄够养活八口人，县令俸禄够养活十口人，总督及部长俸禄够养活十二口人，署长俸禄够养活十四口人，总统俸禄够养活十六口人。其他府衙官差俸禄也做了相应调整。各级元老院及百姓自无异议，均觉理当如此。
乱世之中，百姓生活困苦，活得没有乐趣，对生死看得很轻。如今，生活安定，日益富庶，百姓们又活得有滋有味了。
早在建国之初，便通过了一条律法，禁止从事有害风化的行业。因此，青楼、赌馆都关了门。百姓生活安定了，需为其考虑有益的娱乐，子曰：“君子德风，小人德草。”朝廷须善加引导才行。张怀德跟黄宗羲、顾炎武等经过商量后，决定在教化署下增设乐府，整理、创作古曲和戏曲。
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乎乐，安上治民莫善乎礼。”乐对社会风俗的影响非常大，古代帝王也非常重视乐的教化作用。诗三百在周时均可配上曲子歌唱，汉代的乐府诗其实也一样，只是后来曲子逐渐失传，人们只知道其文而不晓其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