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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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蓉微笑，说：“不错，这叫做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郭靖又不懂，黄蓉又只得给他细细解释：“国家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守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丢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大丈夫。”
在这里，金庸用的是比照法，以黄蓉的聪明慧黠、灵秀博学去对比郭靖的鲁钝憨傻、粗朴少识。初看起来，黄蓉是见解精到，颇具雅量高致，郭靖则是不知所云，一派呆头呆脑。但实际上，黄蓉是有口无心，郭靖则是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就做什么。
到了蒙古大军压境之时，他们之中的差别就更为明显了。
黄蓉是作如此想的：
蒙古兵不来便罢，若是来了，咱们杀一得一个是一个，当真危急之际，咱们还有小红马可依赖。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
郭靖却正色宣告：
这话就不是了。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
把一首《水龙吟》唱得充满了家国之悲的黄蓉，对国是的关心却如此的稀松平常，而远非词人墨客的郭靖，却能在危难之中一力铁肩担道义。这是否有着金庸的至巧不敌至拙的深意在？
在《射雕英雄传》中，好像谁都要比郭靖灵巧得多，包括杨康。
除了华山论剑外，《射雕英雄传》其实还有着另一个背景，那就是郭靖和杨康的同途殊归。
这部作品的缘起，其实是全真道士丘处机与杨铁心、郭啸天不打不相识，一相识成挚友开篇的。那时候，刚好杨夫人、郭夫人都有了身孕，便都请丘道士取名。丘处机就给两个尚未出世的小家伙取名为“郭靖”与“杨康”，以“靖康”之名以不忘“靖康之耻”，记取徽钦二帝被掳之辱，实在是充满了家国之痛，又不失为殷殷期望之意。
郭靖倒是真的不负众望，他远远没有杨康聪明伶俐，但他的憨厚木讷，却因了他的纯品忠直而逢凶化吉，适逢其人。无论是江南七怪也好，全真七子也好，洪七公也好，都是侠而有义，对大节善恶甚为分明之人。所以，郭靖虽然不如杨康幸运，从小生活在衣食无忧当中，但却在艰苦的生活、多变的际遇中成就了他的刚正不阿，大仁大义。
杨康的幸运之中其实埋藏着不幸的根源。谁能想到，世事无常，变幻莫测竟然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复国志士的后代竟成了大金国的小王爷？
造化弄人到此也为极致了：杨铁心的妻子包惜弱因心慈体善，无意中救了大金国王爷完颜洪烈一命。完颜洪烈生还之后，竟念念不忘包惜弱的美貌善良，不惜用种种手段破坏了郭、杨两个家庭，把包惜弱哄骗到手。郭靖与杨康的命运便从此改写了。
成了大金国小王爷的杨康，改名为完颜康。这位当年抗金名将杨再兴的后人，居然成了大金国的奴臣，这就够令人难受的了。更为可悲的是成了完颜康的杨康，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优裕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的贪恋富贵、好刁喜恭、贪生怕死、奸狡狠毒、人品低下，终因作恶多端而死于非命。
当年，丘处机心心念念的是不忘找到郭、杨两家的后辈。他不惜与江南七怪打赌，相约找到杨与郭的遗孤并授以武艺，十八年后再来嘉兴比武，看谁高谁低。
于是，江南七怪便满世界找郭靖。终于在大漠深处，他们找到了笨小子。
那时的郭靖是多么的可怜。
江南七怪看到了他那呆拙的模样，都不禁怅然若失。
韩小莹是“一声长叹，眼圈儿不禁红了”。
朱聪说：“这孩子资质太差，不是学武的胚子。”
韩宝驹道：“他没有一点儿刚烈之性，我瞧也不成。”
只有南希仁讲了一句：“孩子很好。”
就是这么一个傻乎乎的、可怜巴巴的孩子，最后竟成了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你不能不佩服金庸的笔下功夫。
反观杨康，为荣华富贵及权势功名所累，终于为恶成奸，人所不齿。
在写杨康和郭靖的不同时，金庸采取的其实是很传统的写法。一方面，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古代社会里，善恶分晓、忠奸毕露，是人们认识生活最直接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说教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的：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金庸无法不受其影响。
所以，在郭靖和杨康这两个人物身上，是集中了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模式及其价值判断的基本规范与依据的。
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道德去一一诠释，这是金庸在创作中后期的觉悟。就事实来说，《射雕英雄传》之前的金庸，还未能在当时的新派武侠小说中脱颖而出，如梁羽生一样，是戴着镣铐跳舞的。
郭靖已算是一记险招了，金庸竟然把他写成了一个平民的孩子，而且是一个到四岁也不会说话的笨孩子，想想以前他书中的主人公吧，神性的味道多浓啊——
陈家洛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之子，实是当今皇上的胞弟，更兼饱读诗书，文武全才，确是人中俊杰。
袁承志同样身份非凡，名将之后，从小接受的教育大抵也离不开要文武双全，追求的也是出类拔萃，扬名天下。
胡斐父子，都是含冤不欲辩的人，他们努力去争取社会地位，维护自尊，显出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卓然做立，卑视群雄的孤高。
到了郭靖，金庸已把他写成了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家世渊源的愚钝的孩子，试图表现出他的“平凡”。但到了最后，他的思想境界和成就却是高不可攀的。
根据心理分析学派的说法，人有三个我——原我、超我、自我。
因为要塑造最标准意义上的“侠”，金庸写郭靖是立足于：侠是第一位的，个性是第二位的，即以写“原我，超我”为主，“自我”就难免疏忽了。
台湾的曾昭旭先生在他的《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中，把郭靖的“原我”点评得很是到肉到骨：
在这里，郭靖是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黄蓉则代表了活泼轻柔的生命之流。理性是人内在的真正主宰，因此它是独立完足的，才能判断是非，指导方向。但理性也有先天后天之别，先天理性纯以纯朴的元气直行，所以他对是非的判决是不必经过种种曲折考虑的，他只是念念知是知非而已。仅就利己而言，这就够了，不过人的理想，除了利己，还要利人，而在利人的路上，便有了同情、了解、宽恕、权衡种种曲折，所以更要有清晰缜密的条理去斟酌分疏，才能成功。而这一种理性就是后天理性（当然，后天理性还是应该统于先天理性的，不然就变成了无本的花叶了）。郭靖并没有这一种理性，他只是纯然的浑厚，毫没有外露的精彩。因此表面看来，他像是个傻小子，楞小子，远不如杨康或欧阳克公子的聪明花巧。他练的功夫，也是以刚猛纯阳的降龙十八掌为主，但“至巧不如至拙”，他这种朴纯却是真能自主的。当他初遇洪七公，初学了降龙十八掌的一招“亢龙有悔”时，曾单凭这平平无奇的一招进个抗敌，就使武功高出他当时十倍的敌手无可奈何。这就隐示了郭靖或说先天理性的宝贵了。
与郭靖的纯厚的本性相似，他的人生目的也是很单纯的，为国为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没有黄蓉在身边，他是这样想这样做，有了黄蓉在身边，他也亦是如此。对妻子对子女他都从胸怀人品及其气度人格去引导去教育。他是金庸笔下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自始至终能保有自己，是按照自己内心意愿生活的人。
倘若我们问一句，要是战乱平息，襄阳安宁，江湖无恙，天下太平，那么，郭靖将会去干什么呢？那他一定会是茫然无措的。
谁也不怀疑郭靖其实已超越了许多人，杨康就不用说了，甚至连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等一干绝世高人也不能和他相提并论。襄阳救援看起来并非华山论剑的范围，其实正是华山论剑的另一种形式，甚至是更本质的形式。
他不但维护江湖法统，而且维护社会秩序，他的“原我、超我”过于突出，而“自我”却略胜于无，完美得几近“虚伪”。所以喜欢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是有的。
倪匡就总嫌他蠢笨，不可爱，不伶俐，在洋洋洒洒对金庸小说人物的三六九等评价中，就对他不置可否，不予评说。
刘新风却是直言不讳，认为郭靖太类型化了，单纯得简直就是贮于阴凉干燥处的一小瓶密封蒸馏水，不但没有细菌，而且连养分也没有。
但金庸只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必得先有郭靖等，才能有韦小宝。他不可能从陈家洛一下子就跳到了韦小宝。
如果把金庸的作品比作一道桥，光有左右两端两个桥墩是不够的。
有了郭靖，才算是诸色人等，全都齐了。因为他之前有陈家洛、袁承志、胡斐们，他之后有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韦小宝等。从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再写到反侠，金庸为我们圆了一个英雄梦之后，又毫不留情地戳碎了它。
如此，我们还是感激金庸，创造了郭靖这么一个方正的大侠形象，要不，仅有杨过，复有韦小宝之流，于我们的审美情怀还是不能满足的。尽管金庸自己也说：“长篇比中篇好些，后期（作品）的比前期好些。”尽管许多人都把《鹿鼎记》看作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顶峰，但我们还是要说，若是没有《射雕英雄传》，没有郭靖，将是金庸武侠世界的一个很大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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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丹心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是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
稍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小说在中国起源于神话传说、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等等；而在西方，小说则直接源于古希腊的史诗和神话。
但不管中西小说的差异如何之大，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起源于神话传说，因而也都具有传奇这一基本特性。
然而，小说自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现代，其固有的传奇色彩逐渐丧失殆尽了。
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物欲和追逐名利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虚空和情感钝化的时代。所以，里尔克有诗云：
我没有情侣，
没有房屋，
在我活着的地方没有位置，
我被捆缚在所有的物上，
这些物膨胀着把我吞噬。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麻木、被动地顺应或承受，这无可厚非，当然，你也可以不甘示弱，不甘奴化，在艺术中再寻找一种支撑与力量，以作对现世的抗拒和否定。
已经有人这样做。
越来越多的人将这样做。
这样的智慧不一定只属于思想家，在金庸的笔下我们也经常见到这种智者。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决定，他努力地从民众中汲取着健康的力量；为自己的性情所决定，他又偏爱着一种精神的安宁与充实。
流泻在金庸手底笔下的，有不少是具古典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对至美境界的礼赞，对精神自足的追求，极合漂泊四海的中国人的心：不是自欺欺人的粉饰现实，而是返璞归真，在人间寻求真善美，同时也完善自己。
世界上是有各种各样的活法的。
直面惨淡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