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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蒋纬国口述自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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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军人最大的羞耻就是缴械,除非是战俘才要缴械。欧洲至今还保留一个古风,在战俘营里面,一个被俘虏的指挥官仍然被允许保有指挥刀(佩剑)。我当了一辈子的职业军人,临了还要一年数次的缴械,我百思不解。国安局无法管到“国安会”秘书长的头上,如果没有政策性的指示,他们不会这么做的,而且这几次都是由警局出面,而不是国安局出面。警局不是我的指挥关系人,实在没有理由来替我保养及检查枪支,而且时间经常在一二个星期左右,第一次时间最长,后来还有一次把我的枪弄坏了,一打开之后,左轮的轮子居然掉下来,装不上去,结果我拿到联勤去修理。这种事情实在无从追究。由警局出面让我缴械,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侮辱,连这一点的尊敬都没有,实在是使人无法接受。
  我查问了一下,登记个人私枪的有十二个人,但是个人有私枪的不止十二人。这十二人是守法的好人,我是其中之一,其他十一位是否也被缴械,我并不清楚,但是我是受到这种对待的,动不动就要我缴枪。而且他们并没有说出缴枪的真正理由,这是我在经历过几次经验之后所分析出来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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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素质(1)
民国二十一年,我在东吴念书,住在苏州。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该地很容易受到波及,所以我就暂时离开苏州到湖州去,在湖州待了两个多月,上海平定之后我就回到苏州。那时候的苏州火车站乱糟糟的,我下火车时发现有很多士兵,有一个兵拿着步枪上了刺刀,走过来搜查旅客。我从火车上下来,带了一个小铺盖,就是把一条被子叠好卷起来,再用绳子绑好,这个兵要我伸手进铺盖摸一摸有没有东西,我心里想:是你检查我还是我检查我?既然是你要检查我,你反而要我把手伸进去摸一摸,即使有东西,我还会告诉你吗?我问那个兵为什么不自己摸呢?他就“啪”一个巴掌打过来,说:“让你自己摸是给你面子!”所以我只好把手伸进铺盖去摸一摸,摸完后,他把手一挥说:“走了。”我也就走了。之后,我看到很多旅客的行李都是被打开的,弄得乱七八糟。我体会到部队里的阿兵哥平时受够委屈,当兵这个职业也不好玩,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够在火车站检查别人,当然会耀武扬威。另一方面这一次我所看到的军队,与我在广东所看到国民革命军完全不一样,使我对军队的认识又增加了一层,同时对社会的认识也增加了一层。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老人家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及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军人素质(2)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有一次我们在德国的武官换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谓“十三太保”之一。武汉失守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令烧长沙,他明知不对,却又不讲。因为中央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不能把一个完整的城交给日本,但是烧城应该由里往外烧,他反而从四个城门开始烧,人民还没撤走,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所以他被依军法判处死刑,执行枪毙。当时他是长沙警备司令,阶级是少将)。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要跟我换,他给我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连栓都拉不开,完全锈死,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交换。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我对中国军人实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谁,竟然敢这样占我便宜,我就怀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阶级压人家之外,还能做什么事。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挂的手枪锈得不能用,还不觉得是耻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他对我有礼貌,也只是封建的观念而已。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现实,努力纠正。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共产党看准这一弱点,便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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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敌为友
民国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学校大操场上,落雪刚停,有一个同班同学,硬逼我从他裤裆下钻过去,结果我钻过去了。那个学生在我们班上年龄是最大的,个子也是最高的,因为他已经第三次留级了,他当众骂我是“继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那时候我们在第二、三堂之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他各堂间则是十分钟。一个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纳三十位左右的学生,就在同一天,我们合并三个班级在一个大教室上课,那个大教室可以容纳八十个人。在第二堂下课时,那个大个子就在讲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总是过一段时间要找个机会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场羞辱过我,现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说:“你明知我扳不过你,你的个儿这么大。”他说:“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晓得我练过工夫,尤其两个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里边一紧一按,他马上就晓得我有多大的劲,不过我还是让他扳过去了。后来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蒋建镐扳不过我,其实全校没有人扳得过他,刚才我要他钻裤裆,实在是我的不对,我当着大家向蒋建镐道歉,以后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实在是一个功夫最好的人。”从此这个人也不做混混了,书也念得不错,跟我们一起毕业,后来他考进上海海关,做了关务员。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错,不过我们毕业后就没有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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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闭门羹
民国四十二年,我的先室过世,父亲就送我到美国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念书。那时候从中国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训班,我则进正规班。念了一年后,民国四十三年我回到台湾,与母亲(姚夫人)住在一起。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车,他借了一辆很漂亮的七人座车给我,平常他自己都舍不得用。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也觉得无聊,便带了一本书及笔记本到淡水海滩上做一些思维的工作。情报学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报学校大门口后,卫兵不让我进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驾驶就下去跟卫兵说:“那是蒋纬国将军。”卫兵大概念过几天书,他就跟我的驾驶说:“你告诉他,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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