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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蒋纬国口述自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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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例如战车部队、装甲车。我在第七军团当了几个月的见习官,他们一方面派专人为我介绍德军的编装、战术思想,让我进入状况;另一方面,Courp属于一个战略阶层,所以他们也为我讲解野战战略。我另外有一个基础打得很好,我在国内时不过是个预备军官,到了柏林后,他们派我当蒋百里将军的侍从官,我在蒋将军身边两个多月,他一有空就跟我聊天,他也听别人说过我对德国的关系,所以他特别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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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德国(7)
我在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发到奥德河畔的步兵第八师,该师是山地兵,靠近波兰前方。当时德军预备向波兰发动钳形攻势,两翼采取攻势,我们的基地是口袋底,任务是守势作战,在德军向波兰发动攻势后,预防波兰军队突穿口袋底。我自慕尼黑军校毕业后,先到柏林,再从柏林出发,预备到波兰边境。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国内要我离开德军回国的命令,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德国在九月一日攻打波兰,而我则在九月十六日离开欧洲。我先在柏林住了几天,然后到比利时、荷兰,我在阿姆斯特丹搭乘一条德国轮船,从荷兰到美国纽约。因为苏伊士运河已经封锁了,无法直接从欧洲回到中国,所以先从大西洋到纽约,再从太平洋回来。
  我出国前已经是少尉预备军官,到德国后,我重新入伍,再进入慕尼黑军官学校,最后以德国陆军少尉的身分离开。我在德国留学时,欧洲的风尚相当保守,男女朋友连手都没有拉过,我们在德国过了一段相当正常的交友关系。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在柏林大学读了四个月语言训练班,成绩远超过在国内学习十年。此外我在伯爵夫人家学习到欧洲一切生活教养的习惯,也是我在德国重要的收获,这是一般留学生无法接触到的。
  

赴美受训
一九三九年,我在荷兰上船,准备搭船赴美,结果在比利时遇见蒋将军的三小姐,其实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但是因为有人要为我们说媒,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当时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认为我回国后当一个排长,一场战争打下来凶多吉少,我又何必不负责任地制造一个寡妇呢,所以我不想结婚。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
  离开德国后,我到了美国,预备从美国回国。没想到到了美国后接到武官军事委员会传过来的一个命令,我国有一位空军中校蒋孝棠奉命到美国视察空军学校教育、后勤管理与部队训练,因为这位中校英文不太灵光,所以上级临时派我做他的随从官。他是我们蒋家孝字辈的,换句话说,他是我的侄子,但是在阶级上,他是中校,而我只是少尉。
  美国当时没有独立的空军,只有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队,我们大部分都是参观陆军航空队,不论学校、部队或是工厂都有,他们的工厂大部分都是民营的,我们也参观他们的后勤及电信设备,从西岸一路看到东岸。这位蒋孝棠中校,他比我小一辈,但是阶级比我高,他是长官,我是随从官,在外头,我为他开车门、点烟。我们每天参观各处设施实在很累,所以回到旅馆后,我就往沙发上一躺,对他说:“孝棠,倒杯茶来!”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发现了,就问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就说:“在家里,他是侄子,我是叔叔;在外面他是中校,我是少尉。”那个人就说:“你们倒是公私分明啊!”就这样,我与空军结了缘。
  参观行程结束后,孝棠就回国了,我奉命进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空战战术训练班受训。在我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军官进入美国空战战术学校受训。这个训练班是个独立的学校,后来正式成立空军之后,统称为空军大学(Airforce  University),而此训练班也成为其中之一的班次。
  一般人都说空军战术,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称为空战战术,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队都要以此为标准。空战战术包括驱逐战术、轰炸战术(重轰炸、轻轰炸与低空轰炸)、侦察战术以及地勤,我在此训练班得到完整的训练,毕业时成绩相当不错。
  训练完后,我向国内请示,经过同意后便到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那时候美国尚无装甲兵训练学校,只是一个装甲部队的训练中心,而且美国那时候也没有装甲师,只有步兵战车、骑兵战车,把战车当成步兵与骑兵来使用,只能视为步兵里的重武器而已。当时欧洲已经开战了,美国也开始军事动员,要训练装甲车单独作战,所以要编练装甲师。当时正好美国要编练成立第一个装甲师,他们邀请我去当顾问,想从中了解德国装甲部队的编练与使用。我在此中心待了四个多月,帮助美国成立装甲师,时间是一九四〇年。从战车排一直到装甲师,帮他们完成编训,并且帮他们写教范。他们要我公开在讲堂上课,我加以拒绝,我告诉他们:“我在此地帮你们编训是一件秘密,我如果公开讲课,如何对德军交代,我可以在办公室里与几位负责的人谈话,交换意见。”所以我就帮他们编练装甲兵战斗、通信、后方兵工保养、工兵架桥,一直到装甲师演习。不过我的阶级还是少尉。
  美国装甲师编练成功之后,举行了一次演习。美军对我相当器重,虽然没有付我薪水,但是在演习时,他们让我担任师部副参谋长。有一位三星将军Charfee,他是装甲兵训练中心的指挥官。这个人很好,我每天与他至少见面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时候还到他那儿吃晚饭。他时常跟我讨论,对我帮助很大,因为透过讨论,我才能回想起以前所学种种,也能把过去的经历点点滴滴组织起来。不过我回国后,仍然选择到步兵部队。
  那一次演习中,我负责策划后勤。在白天,有关作战的由参谋长负责,我也给他很多建议。到了晚上,当他们都休息时,我就通宵策划后勤补给。那时候的补给分成五类,第一类是食物;第二、四类是零件、整件;第三类是枪药炮弹;第五类是汽油。我把他们的后勤体制建立起来,对我而言算是一个历练;对美国而言,也总算帮助他们完成装甲建军。接着我就接到要我回国的命令了。
   。。

学成归国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我回到国内,距离出国时间整整四年。期间没有机会回来,因为那时候没有越洋飞机。那一年是第一次有水陆两用飞机从西太平洋飞到亚洲,所以我先从美国坐船到檀香山,到了檀香山后再换飞机。那架飞机名为飞剪号,有四个发动机,是水陆两用客机。那时候还无法直达亚洲,飞机从檀香山起飞后要先后经过威克岛、中途岛、关岛、马尼拉,最后才到香港,然后还要在香港换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重庆。那种水陆两用飞机不是很稳定,如果飞机在两站的中间点之前坏了一个或二个发动机,飞机又得飞回前一站,如果飞机飞过两站之间的中间点,就继续往前飞,如果坏了三个发动机,我们就得扔箱子了。我们从檀香山出发,前后一共有二次返回檀香山,第三次起飞后,通过中间点之后飞机已经坏了两个发动机,我们又继续飞到威克岛。可见那时候的飞行还是相当困难,如果当年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后,继而占领檀香山,美国人想渡过东太平洋这一段地区是不可能的,只能使用船只,因为当时美国海军航空队与航空母舰还没有准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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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时代(1)
我在苏州念书的时候,有人来向母亲说媒,女方姓薛。薛家在无锡是纺织业的龙头老大,薛家小姐在振海女中念书,我家正好在学校后面,刚好与女生宿舍隔邻,中间隔了一个小弄堂,所以她们看我家非常清楚。我并不认识这位薛家小姐,而且在我的生活习惯中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别人向我母亲说媒后,我们就在别人安排的一个偶然机会下见了一面,以后也没有来往。后来念大学时,她转学到东吴大学来,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来往。因为我读书很专心,而且我对体育也很投入,同时我自己又练功夫,所以对于交女朋友一事,可以说是从未想过。一方面我觉得很浪费时间,另一方面是我开窍开得晚。我们平常相处都是几个固定的男生,这些朋友不是北方人就是广东人。我很少与江浙人相处,所以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与脾气,比较接近北方人与广东人,换句话说我的个性是开朗直爽的。
  在大学以前我从未交过女朋友,也只有一次与女性朋友出游的记录。有一年,某一个亲戚的同学从南京到苏州来,她是金陵女大的女学生,姓冯。我为尽地主之谊,就带她去狮子林、拙政园等名胜古迹去游玩。在求学时代我与异性的来往,也仅此而已。
  我在国内求学时,女性同学固然不少,但是大家相处在一起,都是以同学之礼相待,从来没有性别的区别。到德国留学时,欧洲风气仍然很保守,特别是德国。
  在德国时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中认识的,两人非常投缘,后来我经常受到伯爵夫人邀请,到她家去参加茶聚。德国那时流行英国式的茶聚,由主人发请帖,时间大多是在星期三或是星期四的下午,主人会准备茶点招待客人,接到请帖的人则自己决定是否参加。我参加过几次伯爵夫人的茶聚。
  伯爵夫人的女公子身高六尺三寸,我与她交往半年多,她常邀请我到她家作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手都没有拉过。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我跟她见面,她总是躺着的。”其实是因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着跟我说话,我就要昂首看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对我的德语训练帮助很大。
  半年多以后,我到德国南部接受入伍训练,开始过军队生活。那时有一位李澳帕德·史特考夫斯基(著名的音乐指挥家)的离异妻子和女儿两人到德国南部避冬。她们住在一个家庭式的旅馆,史特考夫斯基夫人时常邀请我们到她们住处去,我也因此认识她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桑雅(Soya)。她们两个人都对我非常好,我们经常三人一起出游。
  我与异性朋友都不曾有过肌肤之亲,不像现在的人把感情看得如此轻率。从前的社会风气很保守,我也在这种保守风气中度过我的双十年华。大部分时间,我的消遣就是爬山、滑雪。后来我还参加了两次没有火药的战争(即德国占领奥国与捷克苏台登区)。我也没有时间交任何异性朋友。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我奉命离德返国,路经比利时的时候,有人要帮忙做媒,对方是蒋百里将军的三小姐蒋英。当时我考虑到回国后要做一个基层干部,凶多吉少,所以我就拒绝了。没想到她是一个共产党,幸好我当时没有答应别人替我说媒,否则蒋家因此出了一个共产党,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我当时一心一意要做一个职业军人,急着赶回国内参加抗战,便逃掉了男女关系的一劫。
  在美国时,因为任务移动得很快而且频繁,所以也没有机会与时间去交女朋友。曾经有一次,有人想说媒,我也没有答应。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国后要当排长,在枪林弹雨中,生命没有任何保障,所以我就处处避免有感情上的负担,连进一步的接触都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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