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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梁启超传记-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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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于11月14日、15日崩逝。帝后崩,依遗诏3岁的溥仪继位,其生父醇亲王载沣得以成为监国摄政王,清廷中央发生了重大人事变更。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了积极倒袁之事,列举袁世凯罪状,上书摄政王,一系列活动将袁世凯逼上了悬崖。最后袁世凯在庆亲王奕歆的庇护下,才得以免官回乡,保全了性命。

  慈禧太后的死去,袁世凯的罢黜,自然让梁启超振奋不已。他的灵魂开始重新跳跃,伺机重登政治舞台。此时,社会的震荡以载沣的上台告一段落,各派都在静观时局或者酝酿更大的行动。1909年成为清末社会异常平静的一年。由于对摄政王载沣抱有幻想,梁启超一改以前的激进作风,提出了先行地方自治,后再开国会的缓进方案。他对载沣的上台鼓掌称颂,歌他“举止谦逊”,“深沉而有远略”。

  后来梁启超又上书《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一些符合实际的施政方略,建议力抓“理财政”,“改官制”,“厉人才”三件大事。他表示朝廷主张先开地方谘议局,后开国会的顺序是正确的。“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破坏。”希望朝廷能采取措施,提高民众自治能力,以日尔曼俾斯麦之“铁碗政策”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民主开明政策。

  醇亲王载沣摄政后,清廷党禁之议提上日程。梁启超自认为“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希望朝廷能够解除党禁,以一展雄图。同时,许多立宪派人士认为,康梁能够回国,中国必能再生希望,重振雄风。随即,潘若海、麦梦华、杨度等在朝廷上下活动,以求开放党禁,解除康梁身上禁锢。杨度更是以死相谏,“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行为,惟乞皇上诛臣”。若是载沣能够解除党禁,中国时局必能向着和平稳定发展,可是由于奕歆等权臣的阻扰,梁启超的一腔热情硬生生地浇上了一桶冷水,这成为以后思想趋于激进,接二连三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原因之一。

  党禁运动,只使清廷开复已故翁常熟,陈宝箴原官了事,“六君子”的抚恤,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赦免问题只能继续悬留,梁启超不得不滞留国外,满腔爱国热情无处倾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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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国会请愿高潮
政闻社被解散后,梁启超失去了自己所依赖的组织力量,这时他一边以言论号召动员民众,一边与徐佛苏等立宪人士联络,争取谘议局议员席位,以更有效的指导推动请愿运动。

  1909年各省谘议局如期进行选举。徐佛苏在国内进行了颇有力的工作,使得一大批立宪派人士进入各省谘议局,如孙洪伊、汤化龙等。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人士拥有了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以民间代表的身份监督政府,倡导宪政,以维护立宪派的利益,谘议局成为立宪派变相的政党机关。不久,各省谘议局召开第一届会议,商讨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代表上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以“和平革命”方式来挽救中国时局,掀起国会请愿运动高潮。

  这时,徐佛苏作为梁启超在国内的代表,活跃于各省谘议局之间,从事于请愿运动,秉梁启超之意,他“联络咨政院谘议局之各议员,使其一面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并准备起身进京主持言论,“齐一国同志思想步骤”。12月,各省代表入京,请愿速开国会,朝廷内部也请愿声起,但是清廷仍然没有理会请愿代表,颁布上谕,仍以九年为期,请愿运动无功而返。

  1910年,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梁启超筹借款项,克服窘困于3月10日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成为继《新民丛报》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国风报》在创刊时在《民报》上这样刊载了一则广告,可见其办报宗旨及精神:

  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每册八万字,逢一日出版。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法令、文牍、谈丛、文苑、小说、图画、问答、附录、凡十四门,议论宏通,记载详确,谈丛、小说各门饶有趣味,诚报界之伟观,而立宪国民之粮也。定阅全年八元五角……上海四马路国风报馆。(宣统二年一月十二日《申报》)

  《国风报》根据时势而动,与时俱进,言论尤为切实,从事各种政治问题具体研究讨论以及灌输国民政治基本常识。梁启超的《国家命运论》、《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陆续在上面发表,文中详细分析了第一次请愿运动失利的原因,为立宪运动提供了详尽的蓝本。

  清末政局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海潮巨浪肆动。梁启超置身于旋涡之中,一言一行关系于全局,由于解除党禁运动的失败,梁启超开始对满族权臣逐渐失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1910年4月20日,梁启超发表《论请愿国会与请愿政府并行》一文,他第一次公开要求建立一个新政府,尽快筹组政党,迅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立行宪政,“激进论”又迅速抬头。

  这时,徐佛苏在京主持成立了请愿同志会,并于5月组织各省代表进行请愿,商会、教育会、华侨等社会团体成员也都纷纷加入,形成了一股请愿旋风,一个接一个的上书飞向摄政王载沣,载沣左右为难,谘议局及政府所设机关,不能镇压又不能让步,况且如今“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逼近,饥谨四告,”革命党又前赴后继,如燎原之火,国势危难在即,似乎惟有召开国会,无有他法。但是在顽固势力的干扰下,载沣没能一揽大局,于6月27日发布上谕:财政困难,国家时局混乱,民众自治能力低下,尚无条件提前召开国会,仍以九年为期筹备,不准再请愿干扰中央行事。

  第二次请愿运动失败后,各省代表仍为之不懈,决议扩大请愿运动规模,决定第三次请愿。这时北京同志会各省分会陆续建立,并且发动了国民及工农商各界人士签名尚书运动,请愿运动生机勃勃。《国风报》同时刊登了梁启超的《为国会限期问题警告国人》一文,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督促各省议员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斗争,配合各方运动。

  8月,徐佛苏主持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刊物《国民公报》在北京出版。此后,《国风报》与《国民公报》南北谣向呼应,共同推动了第三次请愿运动的迅猛到来。

  《国民公报》发刊后,利用排满“革命暗潮”,沉重诋毁清廷并且鼓吹立宪,成为各省议员与请愿国会团体的会场,可谓“团体之坚,民气舆论之发扬,足以揭破清廷之昏庸,引导民众革命之激潮。”而此时梁启超感于清廷的昏庸顽固,思想更趋激进,革命之念渐渐流露直至浓厚,陆续在《国风报》上发表急进言论,推动着请愿运动形势的发展。

  10月3日,依照《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清廷主持成立咨政院,大量立宪派人士的存在,使得咨政院成为立宪派的政治基地,立宪派则作为一支合法的独立的政治势力,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梁启超的《咨政院章程质疑》、《论咨政院之天职》、《评咨政院》等文章指导运动,公开站立在清廷的对立面,与清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主力军。

  清廷面对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热潮,手足无措,惶恐不安。11月4日,应咨政院、谘议局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着手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定,提前颁布试办。”请愿运动得到初步胜利。

  清廷的妥协让大多数立宪派人士欣喜不已,他们张灯结彩,组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欢庆请愿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但以梁启超为首的激进派认为上谕中没有立即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内容,清廷又勒令请愿代表迅速离京,不得滋扰生事,引起了徐佛苏、孙洪伊等激进分子的强烈抗议。随后梁启超发表《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指责清廷敷衍民意,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坚持以即开国会为唯一目的,警告当权者“若仍坚此不变,世界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对清廷的绝望和愤怒化成无尽的仇恨,言论渐趋革命。此时革命起义如燎原之火,渐有欲燃之势,而梁启超的激进言论促使一大批立宪派会员逐渐倾向于革命。再次引起了康有为的反对,康有为愤责梁启超是“一人叛变,全党皆动”的罪魁祸首, 两人的沟壑越来越来深,水火不相容。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后,野心勃勃,东北人民深感危机,奉天的立宪派首领商讨后,决定领导青年学生罢课请愿,天津、直隶等地学生纷纷响应,罢课、游行,“断指血书”、“刺骨血书”纷飞,要求救亡图存,速开国会,一股罢课###汹涌澎湃,掀起了第四次请愿高潮。清政府惊恐万分,采取残酷手段血腥镇压,激起了人民对清廷的愤怒,国内形势更加混乱,政坛错综复杂,顿时风云突变。 

  在立宪运动如火如荼的同时,国内又兴起了“保路运动”,两者相互呼应,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1911年,由于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家所有并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这一卖国行径遭到了鄂、湘、川、粤等省人民的严厉抵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立宪派把立宪主张灌输于保路运动中,以资议局为阵地,宣传爱国民主法制思想,使得保路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发展。

  梁启超自杨度口中得到消息后,迅速作文发表于《时报》,及时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起了国人的警惕。随后,他陆续发表《为川汉铁路事警告全蜀父老》、《收回干线铁路问题》、《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等文章,用舆论推动运动的发展。在文中,他批露了帝国主义以铁路侵略、经济侵略来灭亡中国的“新阴谋”,号召国民向政府争取应得的权利、利益,捍卫民族独立。同时,梁启超顺应国内形势的发展的需要,强调法律程序与人民的权利,指出资政院应起到国会的作用决定法律,政府无视资政院的存在,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是无视法律的行为,必将遭受国民的强烈抗议与坚决斗争。 

  保路运动声势蓬勃,与轰轰烈烈的立宪请愿运动一起,掀起了一阵政治狂潮,对清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然而由于清政府的愚昧顽固,不顾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最终只能成为历史上的一串泡沫,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魂飞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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