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新秩序-第3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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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省是没有单独接纳表奏之权的，所有的表章和奏本，都要首先送到中书省，由中书省进行批阅并附上摘要和执行意见后，再送门下省审批。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提议”之权，也是治权的核心。
门下认为不妥，则予驳斥，发回中书重拟，如果门下通过了中书的提议，则交付内廷，由天子圣裁。一般到了这个地步，天子无有不可，于是批“可”，这个时候，尚书省才能见到文书，然后依照内容予以实施。
中书省除了批阅奏章外，还承担着为天子拟诏的职责。天子有什么想法，必须经由中书省草拟，然后再发到门下省审批。比如天子说今天晚上我想吃鸭子，好吧，中书省据此草拟诏书，发给门下，门下省看了以后，如果觉得鸭子很贵，咱买不起，就可以直接驳回，那么天子晚餐就吃不到鸭子。当门下觉得鸭子不贵，可以吃的时候，这份诏书才能达到尚书省，由尚书省去采买。
因此，大唐的圣旨里面是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一套的，那玩意不合法。正式的诏书里，开头就两个字——“门下”，意思就是告诉门下省，我想干什么，能不能干，你看着办。就好像现在写请示，抬头直接写你要发送请示的部门，比如“某某司局”、“某某领导”之类。皇帝向臣子写请示，这是制度！
三省六部制的特点就在于将过去的相权一分为三且相互牵制，变相的削弱相权。发言的人多了，皇帝就能利用起来，分而化之，这就是施行三省六部制的好处。
但无论如何，中书省握有执笔之权，仅此一项，就令分化的相权又有了集中之势。本朝三百年来，中书令一直位兼首相之尊，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李诚中穿越前后的这几十年，大唐朝廷已经差不多废了，属于不按常理办事的年代，可以暂时忽略不计。）除了门下省侍中可以勉强和中书令争一争外，尚书省的两个仆射几乎被排斥在了权力的边缘。如张说、裴炎、姚崇、李林甫、杨国忠等，都是以中书令而兼首相，以至权倾朝野。
安史之乱后，大唐找到了防止中书令形成权臣的方法，即绕过中书省，直接授予低阶官员相位。比如委任某部侍郎、给事中、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相对低阶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差遣，赋予他们可以在中书省、门下省断决处理事务的权力，也就是授予他们提议权和封驳权。由此将三省长官高高挂起，进而逐渐成为虚职，然后天子便可任意行事。
看上去似乎抑制了相权，但其实质，却是对制度框架的极大破坏。一国宰相可以由皇帝随意任免，乃至小人幸进，这样的执政方式，能不乱套吗？按部就班有按部就班的道理，该走的程序必须要走，一名官员的能力和他所经历过的事务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成正比的。没有执政的丰富经验和对官吏体制的深刻认知，怎么做得好宰执天下的活计？
因此，李诚中不打算沿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一套，他打算恢复旧制，想要进入政事堂，可以，先当上三省长官再说。
李诚中折腾枢密院的目的，就是将军事职能从政事堂剥离，等于是对相权的进一步削弱。哪怕再有执笔权的中书令，在连番削弱下，权势就算很盛，却也无法做到总揽全局的地步。经过削弱后的相权，李诚中想要做的是，重新赋予其新的内涵——加重治权。（未完待续。。）
第一百三十六章 中枢之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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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权如果要细分的话，实际上应该包涵两层，即决策权和处置权。其中，处置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治权。
大唐政事堂的相公们，因为三省分立的缘故，权力主要集中于执笔的中书令，也就是以中书令为尊的相权。中书令没有处置权，也就是没有治权，有的是提议权，也就是决策权，这样的权力结构，导致大唐的宰相与前朝相比，在治权上要差很多。因此，朝廷对地方的执政能力是弱化的。
李诚中所要做的，就是重树尚书省的权威。
天佑三年六月三十，冯道由幽州出发，正式抵达洛阳。李诚中在和冯道进行了整夜长谈后，以监国燕王身份，代天子发布了一系列诏书。
任命冯道为尚书令，迁张濬为中书令。
自太宗皇帝出任过尚书令后，这一官职已经成为了东宫太子的荣誉性加衔，并无实质意义，如今骤然再现，不由令群臣哗然。张濬原为尚书左仆射，如今迁为中书令，由从二品升格为正二品，在品级上算是一次极为荣耀的晋升，如果按照惯例来看，应当成为诸相之首。
但张濬有自知之明，虽说自己为李诚中出谋划策，先后立有游说缁青归附、劝说天子禅位的功劳，但比起冯道这个燕王身边年轻的“老人”来说，仍是不够“资格”的。不要说冯道了，或许在燕王李诚中的心里，自己连韩延徽也大大不如。故此，面对众多贺客，他很有理智的谦逊相谢。
不得不说，张濬为人确实老道，他的低姿态确保了自己在李诚中其后的一系列任命中不至于丢掉面皮。
七月初一，李诚中任命齐王王师范为门下侍中。这道诏令是冯道的直接建议。先不提王师范本人的学识足以胜任，冯道最看重的，其实是这道诏令里蕴含的示范效应，因此也得到了李诚中的首肯。
同日，任命平州刺史张在吉为尚书左仆射，任命沧州刺史刘审交为尚书右仆射。张在吉是扶持李诚中发家的长辈，刘审交则是李诚中提拔起来的心腹，这两人加入尚书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尚书省即将在新的朝廷框架中握有大权。
七月初二。李诚中征辟赋闲在家的崔远出任中书侍郎，召被贬至濮州的韩渥为门下侍郎，各为正三品。崔远曾经一度为相，在朝廷官员中颇有威信；韩渥长期担任翰林学士，也曾短期入相，文采卓绝，诗词尤为出名，是为天下文宗魁首。让这两人进入朝堂担任重要官职，是李诚中恢复中枢权威的重要举措。
三省长官拟定。朝堂框架便大致恢复了起来。但李诚中紧接着对三省职权的授予，则有着与以往极为显著的不同。
三省之中，中书令、尚书令、门下侍中都是正二品，尚书左右仆射为从二品。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为正三品——与各部尚书相同。
其中，尚书令冯道、中书令张濬、门下侍中王师范、尚书左仆射张在吉、尚书右仆射刘审交入政事堂，明确以尚书令冯道为尊，大事不豫可一言而决。
原尚书省六部。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进行改革，吏部、刑部保留，一应职权不变。将礼部中的科举、教育职能划入九监中的国子监。仅掌外事、礼仪、祭祀等；将户部中的财赋职剥离，仅掌民事户籍；兵部仅管地方与军队的协调；工部则剥离了大多数职能，仅保留对工坊和营造的管理。
五监之中，国子监纳入尚书省，更名为学部，管理学校、科举等教育事业；将少府监更名为农部，掌管农林渔牧；将作监予以裁撤，一并职司并入工部；军器监则直接划入枢密院，成为后勤部的军器司；都水监升格为通部，除了保留水利等事务外，还将驿传、官道等等事务纳入其中。
九寺之中，鸿胪寺并入礼部，司农寺升格为计部，将原少府寺及户部中有关财赋的事务全权整合。
另将翰林院升格为文部，负责文教事务，管理修史、文辞及将来的宣传等。同时新设商部，专门负责大兴工商的事务。
至此，新的尚书省算是完成了雏形，成为三省之中的大省，内含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学部、农部、通部、计部、商部、文部，共计十二部，几乎将原来的六部、五监、九寺全数囊括其中。
中书省仍然负责批阅各部及地方送达的表奏，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为天子草拟诏书，门下省依然具有封驳权，不经门下同意，不得移送尚书各部处置。但需要注意的是，政事堂中，已经明确尚书令为尊，同时政事堂五人中，尚书省又占了三个名额，至此，尚书省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宰相的治权得到正式承认。
李诚中加强政事堂诸相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三省长官可提名各省除副职以外的所有官员。比如尚书令冯道可提名任命十二部尚书及侍郎，中书令张濬可提名任命中书舍人、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起居舍人等，门下侍中王师范可提名任命左散骑常侍、、左补阙、左拾遗、起居郎、典仪、城门郎、符宝郎等。上述提名经政事堂通过后，报天策府批准，一般情况下，李诚中无有不准。
这项举措，等于让政事堂掌握住了极为关键的人事任命权，对于政令的快速发布和通畅执行有着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各级官吏的推诿和扯皮现象。
对于这样的制度，冯道当然是十分欢迎的，但李诚中提出来的时候，他仍然有些不可置信。李诚中对此的解释是，让官员担负职责的同时，必须给予相应的权力，这叫权责相当！当然，李诚中暗地里并没有向冯道进一步解释什么是“宰相组阁”，那玩意有些太超前，没必要多说，先一定程度上办起来再说。
政务框架搭建起来后，欣喜的冯道立刻召集政事堂诸相商议，很快拟出了部分任命名单，这份名单报送至天策府后，李诚中全部予以批准，尽数实施。
实际上包括冯道在内，绝大多数人到现在已经几乎快淡忘了有“天策府”这么一个机构，所有人都把天策府等同于了燕王李诚中本人。
这样的理解在此时看来有一定道理，但很快，随着另一项重要人事任命的公布，所有人又开始琢磨起这个机构了。
七月五日，李诚中终于发布了对韩延徽的任命，韩延徽加尚书左丞衔，以正四品的身份出任天策府长史一职，同时意味着天策府长史为正四品，位比各部侍郎。紧接着，韩延徽提议了一系列任命，将天策府的框架初步搭建了起来。诸项任命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李振被授予天策府司马，位在从四品尚书右丞衔，仅次于韩延徽。
李诚中对于天策府的定位，实际上与如今的朝廷革新是息息相关的。朝堂的最新鼎革之变，等于将天子手中的处置权大部分交回给了政事堂，相应的，李诚中就必然要加强自己的决策权。枢密院、宣徽院的改组、五监九寺的裁撤，都令李诚中手头可以直接管理的事务机构变得少之又少，所以他需要一个可以沟通内外，同时拥有决策权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天策府。
成为上位者久矣，李诚中对于权力的掌控已经圆润自如，当然明白事情必须一步一步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因此，在他的长期规划中，天策府是需要两个大步骤来完善的。
在李诚中的心里，初期的天策府应当是后世的中办这样的机构，专门沟通内外，既是李诚中培养亲信官僚的学校，也是伸张他政策的部门。至于后期，李诚中不会告诉任何人，什么叫做“常务委员会议制度”。
实际上，让天策府掌握三省各部官僚任命的最终审批权，就是为了将来完善后的天策府做准备。
穿越而来的李诚中没有那份“家天下”的自觉，相反，从子孙后代的角度考虑，他更羡慕那些传承千年的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