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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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远是杨端六和袁昌英的女儿，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社会名流，大　致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更接近。她于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　学外文系，1946年赴美留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她自称来自一个买　得起“12000对1官价外汇”的家庭，然而她却与父母的思想分歧越来越　大。1946年12月4日，她在情书中向恋人袒露心曲，对母亲表示不满：
“一个旧时代的头脑永远固附在那个旧的体系上，对于那个新的，怀着疑　惑、恐惧。她哪里看到在她那片干净土以外的广大的人民的生活！是的，　她并非完全不知道。她也觉得应该帮助穷苦的人民摆脱痛苦，给他们教　育。她以为她就在为这个目标工作，正如政府在领导这种工作。可怜的、　天真纯洁的人，她过分的‘工作’连一根毛也没有飞到人民身上啊！　”（杨　静远：《写给恋人》丨3　—】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I〃9年版）她说自己不久前还有
过“回国后到共区（假使那时还有所谓共区的话）去工作”的念头。她读　《中国的雷鸣》（现译《中国的惊雷》，美国记者白修德等著，对国民党有　很严厉的批评，同情延安），访问过在中国生活了　17年、同情中共的加拿　大医生，与父辈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了。她甚至对“民主”、“自由”这些　词汇都起了反感，1948年3月20日，她在信中说：“现在我一见名词如4民　主’、‘自由’之类心里就起种轻视。对于许多被历史认为是大思想家的　人们发生厌恶、怜悯。他们说得神乎其神，其实根本只在几个字眼里转圈　子。我对唯物论加深了信心。可是我并没有系统地了解它。没有人能引导　我去认识它（指这里）。”（杨静远：《写给恋人》I22　—丨2：3页）5月9日，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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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说：“我也感到了，现在要有生命就只有积极参加战斗。只有在战斗　中一个人才不必东东西西地乱想。温和主义就是倒霉主义，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从来就没有‘想’出一条路来。历史都是‘干’出来的。错也罢，对　也罢，反正人类就是那么回事。”（杨静远：《写给恋人》244页）
所以，1948年2月她才会写信给《密大日报》编者，就中国问题和　人家展开辩论：
“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　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　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　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　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　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　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　己的决定。
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　和欢迎……（杨静远：《写给恋人》259页）
她在1948年8月毅然放弃在美国继续学业、做华裔学者的机会，不　顾一切地返回祖国不是偶然的，这里面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包括爱情），但　其中主要的原因可以在她的思想根源上找到，以及基于国内局势的变化，　她对共产党胜利之后的新国家的期待。如果说杨静远的思想倾向在留学生　中还不是多数的话，在国内的大学生、一般知识分子中就是绝对的多数　了。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风气。
同样出生于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比杨静远小十来岁的彭令昭（林　昭）那时的选择就要更激进一些。她在中学时就在苏州参加了中共的外围　组织，一度曾被发展为地下党员，1949年她的名字上了苏州国民党城防司　令部的黑名单。她为1949年的时代变局欢欣鼓舞，不但拒绝了母亲要她出　国留学的建议，也不顾父母要她考大学的愿望，不满17岁的她以满腔的热　情投入新时代的革命洪流，离开自己的家，考入带有培养干部性质的苏南　新闻专科学校，并积极投身土改工作，与家庭有过一段非常冷漠的时期。
1949年11月27日，享有盛名的美学家、北大著名教授朱光潜在《人　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深感渺小，“渺小到值不　得注意”。他特别讲到抗战胜利后，本来抱定了十多年前初到北大时的简　单志愿，就是把书教得好一点，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　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子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　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　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的文　章。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　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　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　时的毛病加以指责。”（杨静远：《写给恋人》232　—233页）
我们试看朱光潜当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见解错误”的文章，　如《挽回人心》、《谈行政效率》、《行宪以后如何？》、《立法院与责任内阁》、　《常识看金圆》、《国民党的改造》等，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指责常常是严厉　而不留情面的，他认为一切改革的关键在于最高当局，直言“已往官场贪　污是例外，今日官场不贪污是例外”，“目前许多危害国家的事，像贪污枉　法，囤积居奇，扰乱金融，侵犯人民基本自由等等，莫不先由军政要人作　俑”。指斥“国民党的致命伤”就是“一些人日日在培植私人党羽，在所　谓‘小组织’上钩心斗角，分布爪牙，垄断选举，垄断中央政权，垄断地　方行政，挟其徒众的势力迫胁中枢，抨击异己”。
他批评权贲“强奸民意，垄断政权”、“操纵金融贸易，吸民脂民裔以　自饱”，已经到了　“天怒人怨”的地步，政府却“姑息养奸”。他因此主张　“多杀几个”贪官污吏，“而且杀就要杀到底”。虽未点名，权势熏天的二　陈、孔、宋之流却已呼之欲出。
他断言国民党已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护持封建恶势力的政党”，“由　一个主义的结合变为一个势利的结合”，丧失了灵魂、生命和存在的理由，　呼吁改造国民党，要求国民党包容真正的反对党的存在。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国民党治下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从《申报》、《益世　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平明日报》、《天津国民日报》到《周论》、　《文学杂志》等。历经岁月的磨洗之后，我们确实已看不出这些“胡乱”写　的文章中到底有什么错误的见解。要说错误，就是他自己在检讨中已指出　的：“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
识。”（《朱光潜全集》第9卷—53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993年版）
所以他要急于表白，急于自我否定，目的都是要向“革命意识”靠拢。　在他之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49年8月31日写下的《我参加了北平各　界代表会议》文中，开始了自我否定、自我检讨，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费孝通是　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的文章，“掲发”　了他自己在大变动前夜的许　多表现：
“旋又＇I946年＇通过当时国民党大官吴文藻的关系，再度去英国活动，回国　后，极力颂扬英国的工党政治，唱出了一连串修正主义的理论，企图反对当时共　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到了　1947年，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人民革命的　胜利基础业已奠定，中间路线遭到破产以后，他在政治上更加摇摆，接受反动派　的拉拢，应卫立煌之请去东北‘讲学’，并在‘新路’杂志上发表反动文章，毒害　青年。”（《朱光潜全集》第9卷537页）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不难看出费孝通的变化之快，1950年他的这些　检讨性质的文字就结集成了《我这一年》。
还有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这位学者、翻　译家当时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与政治始终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虽然　1948年他曾列名被叫做“新第三方面”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1949　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他就　置身在游行欢迎的行列中。从此，他开始适应新时代，投入了认真的政治　学习之中。《写于文代会开会前》是他诗意的表态，也是他内心的独白：　“我个人，一个大会的参加者，这时感到一种深切的责任感：此后写出来的　每一个字都要对整个的新社会负责，有如每一块砖瓦都要对整个的建筑负责。这　时认明一种严肃性：在广大的人民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这时　听到一个响亮的呼声，‘人民的需要！　’如果需要的是水，我们就把自已当做极小
1949早：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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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滴，投入水里；如果需要的是火，就把自己当做一片木屑，投入火里/　（《批　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401页）
不能简单地断定他们当年的检讨就是没有诚意的，包括朱、费他们在　内，还有冯友兰、贺麟、钱端升等大批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纷纷检讨。不　能光用政治或精神压力来解释，其中确实也有他们真诚地自我反省的一　面，认为自己过去一无是处，在暴力革命大功告成、改天换地之时，读书　人有这样的念头也不是特别奇怪。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并不相同，潜藏　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种细微的复杂性也往往很难洞察。从朱光潜的“自　我检讨”中，我们就可以读出其中的虔诚，他表示自己以往处在国民党的　蒙蔽宣传之中，对共产党的认识极端模糊隐约，直到北京解放，才开始了　解共产党：
“首先使我感动的是共产党干部的刻苦耐劳，认真做事的作风，谦虚谨　慎的态度，真正要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以及迎头克服困难那种大无畏的精　神。我才恍然大悟从前所听到的共产党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国民党的作风　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　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己的罪行。任何人　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　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走上大路，得到生机。这是我最感觉兴　奋的景象。
其次，我跟着同事同学们学习，开始读到一些共产党的书籍，像《共　产党宣言》、《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之类。　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
从对于共产党的新了解来检讨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倒不在我过去　是一个国民党员，而在我的过去教育把我养成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一个脱　离现实的见解褊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我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努力纠　正我的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使我在新社会中不至成为一个完全无用
的人。”（陆耀东：《冯至传》229　—　2如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从沈从文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