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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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以来,历代帝王都非常热衷、重视泰山封禅,先后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代康熙、乾隆等帝王朝拜泰山。
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举行泰山封禅的活动。他先到峄山(今山东邹城市境内)立石歌颂自己的功德,后到泰山脚下召集齐鲁儒生商议封禅大典的具体仪式。因儒生们众说纷纭,刚愎自用的秦始皇一气之下贬退了众儒士,带领文武大臣按照自己设想的仪式登上泰山封禅:开辟山路,登上山顶刻石记述自己的赫赫功业;采用秦国在雍祭祀天帝的形式完成“封礼”;然后下山“禅于梁父”,完成“禅礼”。事实上,秦始皇的封禅活动是将原始、简朴的齐地封禅说改造成政教合一的受命就职典礼,提高了封禅大典的神圣性,扩大了封禅的社会影响,促进了齐鲁文化的传播。
汉武帝刘彻是到泰山封禅次数最多的帝王,曾进行过八次泰山封禅活动,其中正规、高规格的封禅就有五次。封禅之前,汉武帝明确提出了封禅的三个条件:必须一统天下;必须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必须有祥瑞不断显现。至今,泰山仍然保存着汉武帝封禅的遗迹:明堂遗址、手植柏和无字碑。
唐高宗是唐朝第一位泰山封禅的皇帝。公元665年,皇后武则天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向唐高宗提出泰山封禅。当年十月,唐高宗和武后率领文武百官及其他各国的使节、酋长等前往泰山,历经两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泰山脚下。第二年元月三日,唐高宗和武则天一同举行了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皇帝、皇后共同封禅的仪式。
宋真宗赵恒是中国历史上泰山封禅规模最大的皇帝。公元1008年10月,他率文武百官从京都汴梁出发,经过17天的跋涉终于抵达泰山。当月24日,在泰山极顶以隆重的仪式封祭昊天上帝和五方诸神,下山后又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在社首山禅祭地祗神,从而完成封禅大礼。此次封禅活动也是帝王的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此后的历代皇帝或派人到泰山代祭,或至泰山致祭,但都已不再具有泰山封禅的仪制与规模。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5)
历代帝王通过封禅、朝拜、祭祀泰山,树立了自己的至尊地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泰山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抬升到无比神圣的高度。
一座自然的山岳,由于政治的需要,受到中国古代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亲临封禅和祭祀,并延续了数千年,这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
第五节齐鲁商业文化
齐鲁商业文化兴起于商周,成型于春秋战国年间,两汉时基本成熟,且在此后的各个朝代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工商管理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经营之道及商业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就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至秦汉时期一直没有动摇。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也与国君的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对齐鲁之地的开发很早就已开始,但境内多丘陵,而且土壤为沙质,发展农业难度很大,而桑麻、渔盐等却较为适合。此外,齐鲁地处交通要道,是商贾的必经之地,“吾国(齐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道,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便利的地理环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再者,齐国在建国初期“人民寡”,为了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只能因地制宜,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地广人稀的“国情”无疑对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极为有利,于是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之说。而鲁国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为了生存,人们除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从事工商业。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史书的记载:吕尚(姜子牙)被封为齐侯后,在治国时充分利用山东半岛的自然资源优势,“劝女工,极技巧,通渔盐”,以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桓公时,为了增强“国力”,采取“毋忘宾旅”的优惠政策鼓励贸易,招引外商。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其他各路诸侯会盟于蔡丘,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内容之一就是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比如: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与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由此出现“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管仲担任齐国丞相后,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还实行“官山海”政策,由国家控制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以照顾到各方的利益。比如:民营盐铁生产需要上缴国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奠定了基础。晏婴担任齐国丞相时,为了巩固统治采取“工商不变”政策,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与流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及至战国年间,齐国的工商业依然十分发达。
齐鲁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众多、货币通行、商业繁荣、商贾众多等方面。齐鲁自然资源丰富,鱼、漆、布、盐、帛等都增加了商业市场的物资品种。至战国时,各国间的贩运业大为发展,各地特产都能在齐鲁市场上买到,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6)
商品经济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货币的流通。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基本成为“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自齐献公始,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齐国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工商业。比如:丞相管仲为了使外来商人到国都临淄经商,加大了旅邸设施的建设,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到战国年间,临淄已成为工商业非常集中的大都市,有居民7万余户,其中有6千余户经营商业与贩运业。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在齐宣王面前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这虽是夸张之语,但并未与事实相去甚远,否则就无法达到游说之目的。西汉时,临淄人口增至10万余户,以每户5口人计算,仅临淄城中就有50万人,时人称其为“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王莽时,临淄被称为东市,与长安、洛阳、邯郸、成都等大都市齐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齐鲁经商的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从事“坐列贩卖”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有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比如:《史记·货殖列传》等史籍中记载的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国人刁间;经营铁业、贩运业而“富至巨万”的曹邴氏等。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放任私营工商业发展,很容易使富商大贾大量分割国家与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还将严重损害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此外,经营商业能获得较好收益的诱惑还会使农民弃农经商,从而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当时的扩张战争。可以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而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却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使齐国逐渐衰退。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与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然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和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产生了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等。这些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得古代齐鲁商业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节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
齐鲁文化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地域文化,究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很难用寥寥数语说清楚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机缘巧合,齐鲁文化在中国历史的进展中逐渐成为中坚和主体,给中国文化打上了深深的齐鲁烙印……
一、齐鲁文化与汉代经学
关于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的关系,班固认为:汉代繁盛一时的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确实与阴阳五行学说相融合了,且这种融合后的学说还为后来的儒者所效法。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7)
所谓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其实质是齐、鲁文化一体化的产物。在先秦,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文化系统。后来,随着战国时期齐鲁地区政治统一进程的发展,齐、鲁两大文化系统逐渐融为一体,在学术上的主要表现就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的融合。
从学术角度来说,战国时期的邹衍是汉代经学的先祖,因为他曾经将“阴阳说”与“五行说”融为一体,并以“阴阳消息”论宇宙的变化原因,以“五德终始”为宇宙的变化模式,目的就在于论证“天象”与“人事”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汉代经学的创立者董仲舒就在这个基础上,以阴阳五行说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填充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主张,从而完成了汉代经学的理论奠基和改造工作。
所以,汉代经学的发展壮大与齐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齐鲁文化,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代经学。
二、从经学到理学
汉代经学注重制度名物的训诂考证,宋代经学则注重经书的义理研求,也就是所谓的“经义”,所以宋代的经学还被称为理学。
朱熹塑像
有学者曾经指出:理学的兴起主要是为了重振士人的“道统”,也就是认为自家哲学接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主要代表人物是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他们最为重视的儒家经典是《周易》和《四书》。
理学家从建立儒家心性哲学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