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翻史书-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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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大将十分奇怪，派了一名军官出阵观察形势。李广立即命令上马，冲杀过去，一箭射死了这个军官，然后又回到原地休息。匈奴见此情形更加恐慌，料定附近定有伏兵。天黑以后，李广的人马仍无动静，匈奴却慌张引兵逃了，李广的百余骑安全返回大营。
又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三月，有农民军孙恩起兵谋反，攻打到海盐城，时有晋将刘裕扼守海盐。刘裕兵少，但他巧用计谋，夜里在城中放倒旗帜，隐藏主力，次日天明，大开城门，并叫一些老弱在城墙上候着。孙恩军见状上前，问“守将哪里去了”，老弱们说：“已经连夜逃走了。”于是，孙恩军争相入城，被刘裕奋起伏击，孙恩军大败而逃。
又如，唐朝时吐蕃强盛，一度攻陷唐的边城瓜州，守将王君焕战死。张守圭接替战死的王君焕，正在修筑城墙，敌兵又突然来袭。张守圭备战不足，情急之下，让将士们和他一道，坐在城上，饮酒奏乐，若无其事。吐蕃怀疑城中有备，不敢攻城就退兵了。
这些使用“空城计”奏效的战例，无一例外，都是在遭遇战的情急之下，无可奈何而采用的“没办法的办法”；对手也必须是对我方虚实不明，或心中有鬼，怕蚀老本，或干脆是乌合之众。只有这样，才能够用假象迷惑住对手。
而像司马懿这样特地放对手一马，以作为自己要挟军权砝码的，在战史上也多有案例，其主角也无一例外，都是野心家，比如桓温、刘裕、安禄山那样的人。
阉党究竟代表谁（1）
——《五人墓碑记》的背后是明末党争
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是只要受过义务教育的当代人几乎都读过的一篇文章。那里边讲的故事，粗看起来是这样的：魏忠贤把持朝政，迫害东林党，当他的爪牙逮捕深受苏州（当时为吴县）市民爱戴的周顺昌大人时，愤怒的众多市民与魏忠贤的爪牙发生冲突，打死了一个小角色，数日后阉党来镇压，5位市民出头，替大家扛罪而死。魏忠贤倒台后，阉党失败，周顺昌昭雪。为纪念死去的5个人，苏州人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
这篇文章写得声情并茂，气贯长虹，言词激烈，令人读罢，不由得拍案而起，想说点什么。
想说点什么呢？坏人太坏，好人太好，新朝圣明，好人终于当道了。
张溥与复社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细看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和作者张溥的背景，可以发现，《五人墓碑记》中的这五位市民，确实是疾恶如仇、铁骨铮铮的硬汉，但在他们背后，其实还有隐藏角色在起着操控的作用。
他们背后的这股势力叫做“复社”，复社的背后则是东林党。
张溥是复社的领袖。在苏州这场市民暴动之中，他并不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人，至少实质上不是这样。
复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张溥又是怎样一个人？
这要从明末东林党的渊源说起。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但皇帝自己又干不动，只好让大学士（高级秘书）代其处理政务。这样，大学士日益成为事实上的丞相，但皇帝对大学士又开始不放心，于是培植太监的势力，让司礼监等机构分担一部分中枢权力，并成立了东西两厂之类特务组织作为太监势力的虎翼——
这些设置，使得明朝政治成为始终笼罩在暗箱操作阴影中的秘密政治，朋党政治的温床就此产生——哪里有暗箱，哪里就会有朋党，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发展表现出的铁律。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理政，朝中的朋党失去控制，处于混沌争霸状态。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黜回乡闲居，但他在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品评国是，并与北京朝廷同党者互为犄角，形成了“东林党”。北宋欧阳修曾讴歌朋党政治，称“君子有君子之党，小人有小人之党”。东林党正是一个自诩“君子之党”的派系。于是，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东林党的盘子越做越大（自认为是君子的人还是多），迫使朝中小派别联合起来，对抗东林党。到魏忠贤乱政时，太监的势力与他们勾结起来，联合打击东林势力，就此产生“阉党”——这个称谓是东林党人的蔑称，阉党自己对“组织”的认识是不同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皇党”。东林党人的做法，则是以清议鼓动民意，借讲学培植队伍，借科举与幕府获取朝廷的官位。东林党人信奉的，则多为王阳###学，重于清议虚名，而轻于实用效能，虽不至于轻言误国，但误事的例子却也不胜枚举，比如针对“辽事”（在辽东与后金的战事），就有很多争吵与交涉，其实是无意义的误自家事。
张溥二十多岁时创立的复社，是东林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即所谓“小东林”。复社最开始号称文学社团，但却有自己的秘密政治金库。他们鼓动市###动，形成舆论，对朝政施加影响，与阉党对抗。
崇祯朝建立，皇帝干掉魏忠贤，并借整肃阉党之名，进行朝廷大换血。东林党人一时得势，奔走相庆，专心报复，但他们不知道，“大换血”后来成了崇祯的一种习惯，统共17年的崇祯朝，大学士换了50多个，其中大多不得善终——崇祯很快发现，东林党势力太大，根基太厚，于是培植温体仁这样的“非东林党人”和王承恩等太监来对抗东林。
这时候，张溥已经成为东南士林领袖，朱彝尊《明清综》说他“一言以为月旦”：某个士人的归类是君子还是小人，仕途前程如何，只要他一句话就可加以翻覆。
所以，朝廷很快就开始着力剥夺张溥与复社的话语权，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整他。直到崇祯十四年，张溥人都死了，其“案”都没有了结。
苏州民变的党争背景
复社在新旧两朝都不得烟抽。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复社也好，东林也好，他们的锋芒指向，表面上是小人、阉竖，而实质上是皇权的独裁政治。东林与阉党的殊死斗争背后，其实是江南士子的分政要求与皇权的独裁现状之间的博弈。
阉党究竟代表谁（2）
黄宗羲是复社的中坚人物之一。试看，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表达的政治理念何其明了：谁说你皇帝是国人惟一的选择！“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君主只是为大家打工的“公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样的君主，这样的皇室，不要他也罢。“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只有限制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让皇帝成为虚君，而把治国之事交给能人、士人、天下人，才真正可以实现天下的大治。黄宗羲的主张，表达了东林党人的真实政治理念。
下面来看看苏州市民暴动的真实起因：
《五人墓碑记》中提到的“蓼洲周公”周顺昌，苏州（吴县）当地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东林党人，是东林党在朝中的一员猛将，阉党炮制的打击名单《东林点将录》中的重要人物。魏忠贤在天启四年，即着手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几大支柱性人物：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他们都是魏忠贤一党的首要打击对象。天启五年，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当时请假在家的周顺昌与魏“周旋累日”，并把己女许配给魏的孙子。其间，他切齿痛骂阉党，被缇骑报告给魏忠贤，立即被削夺官职。魏大中被押送到京后，与其他几人一起被害死于冤狱，史称“前六君子”。
天启六年，阉党对东林党新涌现的重要人物展开第二轮打击。周起元、缪昌期、黄尊素、周顺昌、李应升和周宗六人被捕，并在不久后全部被害死在狱中，这是“后六君子”。在抓捕周顺昌的过程中，苏州市民反应激烈，形同暴动，打死差官一名，连续10天拒绝使用天启官钱。事后，魏忠贤虽然能够杀死当日“为首”的5个苏州百姓，但东厂的办差官“缇骑”却就此不敢出京了——阉党感觉到了东林党在民众中的巨大煽动力，在地方官员中的道德感召力和顽强的高层反制力。
阉党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完全是惟九千岁马首是瞻的个人派系。阉党内部，有人对魏这种很愚蠢而且张扬的表演产生了反感。东厂缇骑不敢再出京，并不是怕老百姓，也不是怕复社的清议，而是极有可能害怕自己内部发生分裂。
虽然得到了各地建“生祠”的追捧，但魏忠贤并不像一个真正的铁腕独裁者，而更像是一个事事出头、被当枪使的老大。
他连“教父”的作用也算不上。
所以，苏州市民暴动真正的起因，是东林党为皇权所不容，而直接起因，则是阉党出头镇压前后六君子，却被人把矛盾嫁接到市民身上，激化了苏州市民对朝廷重敛盘剥的不满情绪，从而形成了骚乱。其实，明朝皇室对东南地区的盘剥，不独天启一朝，在万历年间即已经非常严重，到崇祯朝也未停止。李自成打破北京，进皇宫一看，发现了大量的皇银，这与国库里的空头形成对比。皇上的小金库怎么起来的？正是派太监、亲信到各个富庶的地方（如苏州），逐年聚敛来的。要知道，这些项目，都是在国家正常赋税之外的，是叠加于其上的。所以，从士人到市民，人们对这种非法的“官匪”行为极其愤慨。
阉党的背后是皇权
可以这样说：阉党之所以能够存在，不是因为有魏忠贤，而是因为有皇帝，真正的大旗是“皇帝”二字。虽然天启皇帝只是一个木匠，但他所处的位置，正是这一“小人之党”的利益寄托所在。
以魏忠贤的个人来说，除了狠恶、无耻、自大之外，实在没有什么精深的算度。
天启皇帝驾崩，年轻的崇祯即位，从这期间魏忠贤的束手待毙，就能够看出魏忠贤的手段实在有限。天启朝那些精密而且狠毒的政治操作，显然多半不是出自他的脑袋。少年朱由检进宫，单枪匹马，魏忠贤竟不能动他分毫——很多人说，魏忠贤走到九千岁这一步，其实就是到头了，不可能干出谋朝篡位的事情，因为他终究不过是太监。其实不然，以魏忠贤当时表现出来的政治能量，他要做点废立的事情，想通过整掉朱由检换上某个像当年天启皇帝那样的幼主，自己做事实上的皇帝，难道是不可以做到的吗？。 最好的txt下载网
阉党究竟代表谁（3）
可问题的关键，恰恰是他做不到。在天启的丧礼期间，魏忠贤曾经与兵部尚书（阉党）商量针对朱由检的对策。可人家说什么呢？
现在要动手？时机还不成熟，我慢慢观察一下吧，应该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