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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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享福才做官，像我这般，就是委屈的不能忍受了。于是，他们和刘日近，和我日远。三个人除酒肉荒唐而外，就是合伙儿贩卖烟土，一运数百万两，骡驮子络绎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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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督陕（6）
吴新田即决定赴陕南，我费了许多力气，替他筹备了十万元的开拔费。临出发时，我为他饯行。那时薛子良为长安县长，办了一个土产展览会，自农具以至刺绣皆被搜罗。其中有本地天主堂神父所种的美国苹果，赠了我六七个，肉厚三四寸，如普通茶壶那么大。我舍不得吃，心想这果子多好，应当大大地提倡栽种才好。吴新田走时，我即将这苹果送他一枚，我很诚恳地对他说：
“苹果，苹果！祝您一路平安，顺利地完成您的任务！”
“督军真是爱护我。”他很感动似的说道，“不知督军还有什么话，还请您尽量地指教我。”
我想了一想，就说：“您陆大毕业，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国家希望您甚是殷切，朋友们也殷殷地望着您。望您此去，拿出才能，真正为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但要办事精力充沛，必须身体健壮。希望您念我这一番诚意，能把大烟设法戒掉。那不只为您自己好，国家和人民也必受莫大的惠益。”
他听了我这番话，当时还好好地答应着，我也没在意。哪知就这几句话，竟把他得罪了，背过脸，即把我痛骂，说：“什么玩意儿！我只要把公事办好就行了，管得老子这些事！”到任以后，渐渐对鸦片更是沉溺，到后来终天卧在床上，守着烟灯，放下帐子，日夜地喷云吐雾，甚至整月不下床沿，吃饭拉尿亦在床上行之。什么事也被荒废了。段芝泉先生的得意弟子，竟是这般的糟糕！
却说我一面派第七师进攻陕南，一面又致电驻在宁羌的王鸿恩部牵制陈树藩的后方。十一月吴新田开始进攻，先后克服秦岭、黄牛铺、凤县、留坝、洋县、沔县等地，十二月初头始进占汉中。陈树藩只身逃往上海，他的残部退入四川，溃散殆尽。这一件抗命的公案，至此始告结束。
陕局表面上虽告统一，但南北两镇守使都不免外示恭顺，阴怀异志。省府势力所及，仍不出西安附近的那十余个县治。这个狭小的地盘，以往不过驻守一旅之众，此时却还是要给养四师一旅的粮饷。那些部队，大般都是纪律废弛，又加首领繁多，内幕复杂，想加以认真训练，连集合点名，他们也不同意。他们所斤斤计较者，就是粮饷。大都虚报人数，一千报成两千，三千报作五千，有的号称一旅，实际还不满两千人。军队的督导既如此困难，而财政上又无法筹措，所辖十余县的税收，数目小的可怜，而民国十年、十一年的地税又早已被陈树藩刮去一半，地方上无款可筹，中央也是不管。财政厅是握在省长手中，对我什么也不理会。当时窘困之状，实非言语所可尽述。
我渐渐明白督军的种种困难，主要的症结所在，即在刘的把持刁难。他身绾民财两政，但民瘼既不正眼一看，军饷又不筹一文。我还决心要捋一下虎须。那时各军不但饷项无着，连吃的也难维持。我将营长以上将领召集讲话，把省长的做法都说了出来。当时打电话给省长，说你若仍是袖手旁观，那我们这些人只有全到省长公署里去吃饭。省长至今方始着急，把他已经公布的财政厅长撤职，请我另外委派。我即请薛秀清老先生任之。薛为长安老举人，经商多年，对于地方上既熟悉，又极得人民的信仰，人人都知道他是正人君子，决不欺骗舞弊的。那时陕西银行纸币，每元只值二角，薛先生一上台，立刻涨至四毛，继又由四毛五分涨至六角。旧有的积弊也被他洗除一净，选贤用能，关系如此之大。
其次我即下令禁种鸦片。我认为这是害民祸国和灭亡种族的毒根，不管陕西的财政收入怎样仰仗烟税，我必欲禁之而后安心。当时即召集省长、各厅长、科长会议，商谈多时，没有办法。省长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子：一是种烟，一是兵变。因为若要禁种烟土，则饷项无着，饷项无着，必激起兵变。这两条路任我选择一条。薛厅长等亦均持此意见。我说：
“我在这里为地方官，还能看着民间种大烟吗？真的饿死也是可以的，鸦片却非禁种不可！你们若定要种，请先用手枪把我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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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督陕（7）
这个会议即无结果而散。次日薛子良来见我，他这时经理税务及禁烟所的事。他也是说若不开放烟禁，则财政没有办法的一套。我和他说：
“你去告诉省长。请他把我打死，我一日不死，禁种的事即一日不放手！”
因又商议，要在禁烟与兵变的两条路之中，想一折中的通融办法。我就提出裁兵的主张。但刘镇华和吴新田都坚不同意。左右都办不通，因决定权宜办法：第一，指定一二县为种烟区域，限期禁绝，此外的地方一律禁种；第二，尽可能地实行裁兵。后来刘将其一部分队伍交其弟老五整顿。老五确能做事，经他一整顿，军纪即大大不同，及刘将兵柄完全交给了老五，情形更好了些。
陕西是有名的产烟之区。陈树藩为督军的时代，民间种烟尤盛。这些业经收割的烟土，只有容许商民向外转运。烟土出口，原先税率是每两一角，我一则是寓禁于征，一则为弥补军饷，因加税每两二角。但是刘和他的镇嵩军不但自己贩运，而且包庇烟商走私。他同洛吴勾结，烟土出口，多走荆紫关经老河口，烟商有走长潼大道者，亦均派其镇嵩军保护，拒不纳税。那时我在潼关设卡，派刘郁芬团驻守收税。一次，刘有十万两烟土经过此地，刘郁芬派人稽查，不让查；令其照章上税，亦拒绝。当以电话问我处置办法。我告诉他说：“你先好好地说，若真不行，就武力对付。四师一旅的人不能不吃饭，你只管执行规章！”直闹到了动武，方才纳了两万元的税，此后就专走荆紫关一路，再也不走潼关了。
镇嵩军不但包庇贩烟，在省城，也常常抢掠民家。这种抢案屡见不鲜，我接督篆不久，即出一案。一天夜间，督军署前大街南首一烟商家，有几个人闯进来，声言买土，入了店堂，忽出手枪相挟，结果把柜撬开，抢去了数百两烟土。这事发生，即召集城防司令张治公和军法处长邓哲熙等前来。我说：
“我们的责任是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现在甚至省城内，督军署前，也出了抢案，我们拿什么脸面去对人民？你们一定要在三天之内破案，否则，你们来受审判！我自己的罪也是不可饶恕的，现我先受应得的处分。”
于是我把自己的两脚带上脚镣，告诉他们，几时拿获人犯，我几时才脱刑具。他们央告了半天，也无效果，只有慌着分头严查。当天晚上即把人贼捕获。邓哲熙送来两个匪犯的口供，知道都是镇嵩军的士兵。不由分说，即绑至被抢者门首执行枪决。此事办后，人心为之一振，镇嵩军也乖巧多了。我说什么，刘就不像以往那样地藐视，他对人叹气说：
“遇到冯某人，我真算倒了霉了！”
然而他仍得意洋洋的，一点羞愧的意思都没有。
过了不久，又出一离奇的事。一日晚间九时光景，我们手枪队在外巡逻，忽见从东南走来十余个百姓，手里拿着烙饼，一边疾走，一边挨家挨户打门，告诉各家，说督军有命令，每家烙饼十张，赶忙往西送去，要赶快，不遵从者定予枪决。霎时之间，家家户户都忙着烙饼，闹起了数十里。后来巡逻的人抓着他们查问，那些百姓也莫名其妙。第二天打听，说是这谣言从临潼那边传来，直至咸阳，都是如此。我起初不明究竟是什么妖孽，后来我恍然了，我想这事绝不是没有根由的，其意义就是造谣惑众，以其鬼蜮伎俩，和我捣乱。
我在此处境下，一面积极整饬政务，一面仍努力训练部队。我在新督署住着，每天督促官兵加紧学术两科功课，未尝一日懈怠，使全体官兵每时每刻都有应付非常局面的准备。同时各项建设，亦在力量所许的范围内努力进行着。自潼关到西安的一条大道，败坏不堪，天晴时固坎坷难行，天雨时尤泥深二三尺，无法举步，使交通完全阻隔。我因令部队从事修筑，百姓亦抽人服役，不久即把这条重要的大道修得坚固平坦，两边遍种杨树柳树。可惜后来无人保护，多半被毁坏了。其次，自西安至咸阳必经渭河，那河水涨时有一里多阔，水落时也有半里。渡河的工具就是一种笨拙的木船，日长月远，都用得腐坏漏水了。我因造了几艘渡船，以利行旅，历来这些都没人管。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我既在皇城旧址修造新督署，复尽力之所及改造路政，于是人家都讥笑我做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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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督陕（8）
实业和教育方面，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知道二者的重要，因亦在可能范围提倡之。我屡次召集当地各界的领袖谈话，鼓励他们改良现状，发展将来。凡我力之所能，必从旁辅助之。那时陕西学校都贫困难支，我将督署公费的一半扩充各校的经费，虽然杯水车薪，然而与必要设备和优良教师的增加上也不无小补。各校学生我最喜与之接近，常常集合起来，把我所见所感的进德修身的道理，累举实例，谈给他们听。我以为学识固然重要，而人格的修养尤为不可漠视。学识好的人，若用之不得其道，则又往往为恶益甚。曹汝霖、章宗祥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但结果却都做卖国害民的事。又，青年学生处境简单，意志未经磨练，往往在学校时正直不苟，热血精诚，可是一置身社会，在汹涛骇浪中浮沉数年，便意气消尽，同流合污。这是我多年来看得最多，见得最深的一事。我常反复言之，使他们知所警惕。除了官兵和学生而外，最常接近的就是地方的正绅，我和他们立下深厚的友谊。此不但所以增益我自己的学养，亦所以收“广征博采”之用。那时陕西众望所归者，为二李、二郭、二宋，还有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举人。所谓二李，即李宗特先生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他们的学问都是最切实际最能实用的，绝非空浮迂阔者可比。二宋中的小宋先生，即民三时为陕西省长的宋联魁先生，品学皆高，为人尤澹泊，还有一位，地方上称作老宋先生，活到八十多岁，民国十八年时还以他老练笔法，画了八幅可珍贵的画赠我。此外还有董、浦二位牧师：浦牧师，即浦化人先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热诚朴实，最爱真理。民国十六年游俄归国，思想忽然转变，著有《穷人有福》一书，阐述社会革命的道理，后来在上海被捕。到二十五年我才把他保释出来。
陕西昔有李二曲先生，为一代大儒，最为人所仰慕。我特在督署前搭盖一亭，悬其相片于其中，每请名人讲演，即于此亭前举行。我曾想为他立祠以为永久纪念，可惜终未如愿。后来我离开陕西，此亭即被拆毁。
陕西著名的河流为渭水、泾水，长安东门外有一灞水。山以凤岭、秦岭、太白为最有名。这些古老的山水间，常有外人足迹。一天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的领袖安德思和一位英国矿师高士林到终南山打猎，猎获两头野牛，回到长安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