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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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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的意味了。李白也经历过一次入长安不仕的打击,但与孟浩然的人生态度不同,他依旧是满腔热情,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他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一直保持至死。

诗文有时能成为扬名致仕的手段,尤其到了唐朝,诗文被真正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天宝元年(742年)秋,李白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经道士吴筠推荐,玄宗连续三次下诏,征召李白入京。半生夙愿得以实现,李白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踌躇满志地来到长安。这一年,李白四十二岁。

第二次到长安,李白文章风采,名动一时,由此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只有神仙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因而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据说贺知章与李白相见恨晚,当即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事不凑巧,贺知章刚好当天身上没带钱,便毫不犹豫地解下佩带的金龟(当时大臣的佩饰物),用金龟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从而留下了“金龟换酒”的佳话。事见唐人孟棨《本事诗》。

贺知章,字季真,会稽永兴人。年轻的时候就以文词知名,书法也很好,擅长草书和隶书。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进士及第后,一直在京城任职,历官礼部侍郎、集贤学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读、检校工部侍郎和秘书监等职。贺知章性格爽直,豁达而健谈,自号“四明狂客”,生活放诞不羁,往往因饮酒作乐而歌哭无常,当时被列为“饮中八仙”之一(太子宾客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丞相李适之、侍御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书法家张旭、诗人李白、布衣焦遂等嗜酒成癖,被时人戏称为“饮中八仙”)。贺知章后来告老还乡时,还有一则趣事。玄宗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便要求玄宗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以“幸陛下赐之归乡里之荣”。玄宗道:“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曰:孚。”便以“孚”字为他儿子的名字。这本来是出于好意,贺知章却怀疑玄宗讥刺他的儿子是爪子,说:“皇上为什么戏弄我呢?我是吴地人,家乡的人都说‘孚’是‘爪下子’,这不是叫我儿为‘爪子’么?”(事见唐人高择《群居解颐》)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一再推荐,李白受到玄宗的隆重接见。据说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唐·李阳冰《草堂集序》),意思是说,玄宗见李白潇洒地朝金銮殿走来,远远望去一副飘然若仙的风采,一时心仪不已,竟然忘记了皇帝的尊威,不自觉地从御座上走下来迎接,并请李白在御座旁边的七宝床上坐下,亲手调了一碗羹汤,赏给李白喝。随后,李白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诰诏令之类的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其实是个闲差,但玄宗表面的礼遇使李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地位,他以为皇帝对自己恩宠有加,自己的地位就在王公大臣之上。

李白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类文人。这类文人都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并试图将文学才华转化成政治资本,在朝廷中取得要位。诚然,有些文人确实集文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有着了不起的政治才干,比如名相张九龄。然而,对于大多数的文人来说,他们政治才干相当欠缺。但这些人却往往因为文学上取得的巨大名声而自视甚高。李白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尤其是玄宗对他的隆重礼遇,更让李白误以为这表面的浮华便是他的政治舞台。能够得到天子的赞赏当然是一种荣誉,但得到赞赏并不意味着就会得到官职。

李白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多次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李白甚至一改傲岸的常态,阿谀奉承玄宗。本以为如此,他的旷世功业将要建立,辅明君、安社稷。然而,此时玄宗正沉溺在盛世明君的自我陶醉中,痴迷于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尤其是他新得杨贵妃不久,正是如胶似漆之时,嫌国事繁琐,将所有的政事都交给宠信的李林甫。玄宗看重李白,看重的是他的才华。当玄宗发现李白好言政事时,颇为反感。最重要的是,玄宗认为李白终非“庙堂器”。在玄宗心目中,李白始终只是一个诗人,一个相当优秀的诗人。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却成天在天子面前指手画脚,着实令玄宗反感,便逐渐疏远了李白。

政治家有可能是出色的诗人,但诗人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白性格直率天真,与朝廷中司空见惯的争权夺利、阴谋诡计格格不入。加上他一身傲骨,难以与现实世界妥协,也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于是,他对官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厌倦,孤独与寂寞无法掩饰。

天宝三年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玄宗不是不爱才,但这时候他耽于声色,不想听到有人在他耳边成天谈论国家大事。他没有挽留李白,而是“赐金放还”。此次李白到长安,待诏翰林,前后不到两年时间。但这两年却对李白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玄宗对他政治主张的冷淡,几乎打碎了李白一生济世的理想。但此时的李白仍然相当自负,将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归咎于朝廷中的小人,常有“浮云蔽日”的感叹。在他的身上,很好地应验了那句话: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

离开长安后,李白重新开始了浪迹江湖的生涯。他先是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刚好此时比他小十一岁的诗人杜甫因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从洛阳赶来奔丧,二人由此结识。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抱负远大,与李白意气相投。二人一见如故,相互推崇,结为知交好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并同游今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携手探胜,把酒论文,亲密无间,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次年,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手,此后再未会面,但彼此都写下了感情深挚的怀念诗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重”的千古佳话。

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梁国(今河南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之后,李白以梁园为中心,又开始了漫游的生活,“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建立伟业、成为非凡人物的理想。在旅行的过程中,努力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但此时朝政大权为权相李林甫所把持,国事日非,李白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他心中总是有所失落,并通过反复空吟壮志来抒发这种失落的情绪。无论就其才能、还是机遇来说,他都不可能成为功臣名将,而这正好促成了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

据说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乘醉骑驴入华阴县,县令呵止之。李白要了纸笔,写道:“曾使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许骑驴?”(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县令大惊谢罪。可见李白对长安的那段生活是相当留恋的,对天子曾经的礼遇也一直沾沾自喜。

其间,李白还曾到长江南岸漫游,登武昌黄鹤楼,览江山胜迹,本欲赋诗,忽然见到崔颢题诗《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此诗写得意境开阔,气魄宏大,令人叹为观止。李白竟然也为之敛手,慨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表达了珠玉在前、难以超越的满腔遗憾。事见《唐才子传》。

『注:崔颢,汴州(今河南开封)人。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进士,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崔颢其人有才无行,好饮酒赌博,因而他宦海浮沉,始终不得志。但其所作边塞诗,慷慨豪迈,雄浑奔放。其《黄鹤楼》等脍炙人口,为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李白后来所作的《鹦鹉洲》前四句:“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与崔诗句法极为相似,其《登金陵凤凰台》诗亦如此,显然是受了崔诗《黄鹤楼》的影响。』

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梁园沦陷,李白带着夫人宗氏到江南避难。这时候的李白,心中又怒又恨。他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他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古风》第十九首中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这时仍然没有放弃雄心壮志,“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大事发生了。永王李璘不服兄长肃宗李亨,打算在江陵起兵。李璘得知李白正在庐山屏风叠隐居后,立即想将这位誉满天下的名士罗致旗下,以壮声威。于是派心腹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以平定安史之乱、复兴大业的名义,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

李白虽然才华横溢,在政治上却没有任何经验。他一生自视甚高,总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但当年玄宗一见之下便认为他“终非庙堂器”。以玄宗阅人无数的眼光,这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才华是一回事,政治才能则是另外一回事。此时,历经沧桑后的李白根本没有看出李璘的真实目的,便是很好的验证。李璘不过是以抗敌为名,实际上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要与兄长肃宗争位。而年迈的李白只看到了国家正值生死存亡之秋,“感愤时艰”,他入世的热情被重新点燃了,以为获得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在《永王东巡歌》第二首中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以东晋名臣谢安自比,表示要辅佐永王李璘,平定叛乱。夫人宗氏竭力劝阻,李白不听。

当时江陵长史为高适,高适一眼看出永王李璘有对抗唐肃宗之意,感觉大势不妙,便借口有病,偷偷离开江陵,投奔了肃宗,详细介绍了江东形势,说明李璘必败之状。肃宗于是设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任命高适为节度使。又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节度使,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来瑱曾经任颍川(今河南许昌)太守,安禄山叛军多次攻颍川,都被来瑱率军民击退,因此被时人称为“来嚼铁”。可以说,肃宗已经抢先下手,对弟弟永王李璘做了严密防范。

『注:高适还有更显赫身份——即是与岑参齐名的边塞诗人,那句广为人知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便是他的名句。高适,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他早年生活困顿,随父旅居岭南。高适性情狂放不羁,好交结游,但也非常自负,功名心极强。开元中他曾入长安求仕,又北游燕赵,希望能从军立功边塞,但却毫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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