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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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曹华、伊枫在屋里收拾内务，出去晚了，不然也是非死即伤。
那么多活蹦乱跳的人，一下子就没了，现在梦里还经常在一起行军，一起跳呀唱呀。
尚青是通县人，家里挺有钱，胖，南下时两脚打泡不说，大腿根磨得那个样儿呀，不出血，光淌油。她要强，从不说软话。后来磨炼出来了，也帮着体质弱的同志背东西。而那两个15岁的小女孩，永远是大家的关照对象。
团长金月，12岁参军，“三八式”。行军走不动，大家轮换着背，睡觉尿炕，大家给她烤衣裤。118师医院院长孙保成，10岁出头和父亲一块参加红军，爷俩晚上一个被窝。他爸打鼾，像打雷似的。开头认生，让爸搂着，后来不干了，受不了那鼾声，大家抢着搂，行军也在大家背上。
北平入伍的张谷，是大学生，又瘦又高，却最能摔跤，平光光的路上也摔。过江后下雨路滑，一天能摔两打，经常鼻青脸肿的，瞅着可怜。
我爱睡觉，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还不掉队。有时部队停止前进了，我还走，撞上前边的人就倒了。后边那人也都乏得透透的，似睡不睡的，一个个也都绊倒了，倒是不会伤人。
走路能睡觉，行军、休息两不误，在连队那就太好了，文工团就不大行，得背台词呀。那时演的那些节目，许多都是在行军路上背下来的。
没有人不羡慕我这双脚的，不出汗，也不打泡。汗脚在东北可遭罪了，许多冻坏的都是汗脚。张谷、尚青这些新兵南下时，那脚没有不打泡的。我参军不久，就跟部队撤退，从安东走到通化，什么事儿没有。文工团就团长金月有匹马，不是驮东西，就是驮病号。别说火车、汽车了，我连马车都没坐过，马尾巴也没拽过。有人说我天生就是当八路的命，尚青最羡慕我这双铁脚板了，说你这脚是怎么生的呀！
腿脚再好，女人的特殊生理现象是一样的，而且谁也帮不了谁。
辽沈战役最后一次过大凌河时，河边都结冰碴了，有人正来例假，就那么趟过去。
南方那天像漏了似的，有时十天半月也见不到太阳。成天在雨里淋着，大休息吃完饭，找个高点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到了宿营地，有时是不便打扰老百姓，有时是瞎干净，闻不得屋里马桶那股味儿，睡在屋檐下，那能不得病吗？
走着走着，就看出来了。晴天好看，雨天裤子湿漉漉裹在腿上，那血有时流到脚脖上才能发现。就拍拍前面那人，说声“来了”。有时她还不明白，说“什么来了”。那人都累得迷迷瞪瞪的，没有知觉了。
我们那时用几块破布，洗了晒了都硬邦邦的了，也宝贝似的走哪带哪。行军打仗时来事了，最舒服的就是从棉衣、被子里掏棉花。在东北，就是舍这头顾那头了。好像南下到武汉后，四野后勤部规定有了“妇女卫生费”，每人每月30包麻纸。那时一些制度开始健全起来了。可湘赣战役期间，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这东西呀。江南休整期间，部队棉被变夹被，房东大娘、大嫂都得一大包棉花，乐呵呵的。我们文工团的一些人，那被子没过长江就掏空了。
我打摆子，一天一次，还烂脚丫子。许多人都打摆子、拉肚子，咬紧牙，挺过去就是了。生病都没当回事儿，女人的这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就更不算个什么事儿了。
吃不饱饭，我们什么没耽误。在这方面，女人好像比男人更抗折腾。可女人的先天弱势也很多，特别是在战争中。
离休前为济南军区副司令的张峰和他的夫人宋毅，四野南下时，张峰是39军116师347团团长，那是四野的头等主力师的主力团。
谈到当年的婚姻，张峰老人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你同意，我同意，咱们就结婚吧。结了婚我就后悔了，战争年代，军人不该结婚呀！
宋毅老人说：
我们是1948年结婚的，那时我是齐齐哈尔新华纺织厂工务股统计员。我们厂青年女工多，很多人嫁给解放军了。我结婚后就参军了，在他那个团后勤处财务股当会计。
嫁给军人，两点体会，一是跟着他四海为家，二是随时准备当寡妇。
结婚不久就赶上辽沈战役，打锦州他们是主攻团。那时我就盼着一天24小时都有活干，干活能分神啊。那时我们在后边也真忙，可再忙也有闲着的时候呀。坐在那儿，听着前边的炮声，那心哪，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迷迷糊糊睡了会儿，就见他推门进来了，红头血脸的，一下子就吓醒了。
同志们都来陪我们几个女同志，说这说那的，讲故事，讲笑话。有时能跟大家笑一阵子，更多的时候是笑不出来。我们股长快30岁了，姓孟，大家叫他老孟，坐那儿抽烟，临走就把那包烟留给我。我就拿过来抽，呛得直咳嗽，嘴里那个苦呀。
打下锦州，又奔辽西去打廖耀湘，又去打沈阳，在苏家屯三间房和207师打上了。是晚上，他和参谋长刘学俭在堵墙后指挥战斗，一阵机枪打过来，把他的帽子打飞了，参谋长的胃打穿了，血和刚吃的大米饭都出来了，红乎乎的。参谋长说：“老张，我不行了，这个文件包你拿好。告诉她，让她再找个人吧。”
参谋长也结婚不久，家属也是后勤的，姓王，比我小1岁，哭得那个样儿啊。
他很晚才回来，倒头就睡，三天没跟我说话。
我想了一肚子话，要去安慰安慰她。每次临走前，都一再给自己下命令：不准哭！不能哭！可一见面，那泪水就像断线的珠子似的。
直到现在，我也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抚平那样一个女人的伤痛。
天津战役结束了，先是副团长和政治处主任回来了。副团长说：小宋，你别着急上火，团长没大事，一两天就回来了。我一听，脑袋就炸了。却见主任忍不住一乐，扭过头去，就明白他们在逗我。那时我已经挺有经验了，可心里还是扑通扑通打鼓，汗也出来了。这时政委进来了，瞪他们一眼，说：小宋，什么事没有，老张太累了，在个当铺里睡大觉呢，一会儿就能回来。
那时候，一是打了胜仗，二是见他们从战场上回来了，多阴的天，多黑的夜，太阳一下子就出来了，光芒万丈！
离休后，他问我：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我说：第一是个好人，第二还是个好人。
他说：“两个好人”，怎么讲？
我说，第一次见面，你就要结婚，我那是听组织的话，谁知道你什么德行呀？瞎猫逮个死耗子，这辈子碰上个好人了。从东北到江南，又到朝鲜，咱俩结婚后，你记得自己负过几次伤吗？都没要命，到现在还好好儿的，这不还是个好人吗？三、“漫行中国”
“八·一五”后，许多日本人滞留东北，先后有4千人左右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其中主要为医护人员，还有航空、水电、机械、财会等方面的技术人员。辽沈战役后，医护人员几乎全部随军进关、南下，足迹遍及白山黑水、平津地区和中南6省。
当年四野第29后方医院事务长元木和男，以自己的经历撰写出版了《漫行中国》一书。而负过伤的四野老人，几乎没有没被日本医生治疗过的。谈起这些日本战友，老人们无不印象深刻，“中申”、“千野”、“高桥”、“西岛”，都能叫出几个名字——谁能忘记曾从自己身上取出过弹片的、甚至是救过命的人呢？
赵兴元老人说：
在东北第一次负伤，是1946年春四平保卫战期间。一发美式60炮弹在身旁爆炸，右小腿像挨了一棍子，那血喷出1米多远，大动脉打断了。伤口有茶杯口大小，我用手死死抓按住，心想这下完了，腿完了，不能行军打仗了。
当晚送到师医院，动刀的是个日本医生，叫中申，30多岁，不到1。65米的样子。当晚取出弹片，睡了一夜，感觉轻松多了，不到一个月就好了。
我是带伤闯关东的。在山东大反攻，打临沂西边孟家村，端支三八大盖正瞄准时，斜上方一发子弹打劈枪托钻进手心，很快就发炎了。两个多月也不见好，肿得像馒头似的，隔几天捅开伤口，放出些脓水，能舒服点儿。轻伤重伤，我这身上没伤着的地方不多，哪儿也没手疼，“十指连心”哪。那也不能哼一声。当干部的，受点伤哎呀叫唤，什么影响？教导员李树增说，到东北条件好了，看看到底是怎么了。
到海城，去几家诊所，都说治不了。见到后来4纵的一个卫生队，医生用探针在里面探一阵子，说也没什么东西呀。我说肯定有东西。那医生说手腕子都肿了，这手不行了，得截肢。我不干。少只手，又是右手，能行军，也不能打仗了。
到辽阳找到师卫生科，科长说我给你看看。他说没麻药，你得忍住，用不用找两个人？我说你就来吧。中国人都知道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我们那时动个手术，有时就像杀猪似的。取弹片，把人绑在长凳子上，再找几个人按着手脚，医生就动手了。在海南岛，截肢就用老乡的锯，跟锯木头似的。我想这回有救了，他亲自动刀，那是科长啊。觉得咯噔一下，我说筋断了。驳壳枪也拿不动了，跟教导员李中猛换支手枪。
有人说东大营有个日本医院。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医生，不到一个小时就弄好了，那子弹钻到虎口去了。咱们那医生认真哪，可大都是土造的。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们在治伤中学习治伤，给你治伤病，也是学艺。没办法，就那水平、条件、环境。
轻伤不算，我重伤9次，到东北后4次，3次是中申给治的。那时到医院看伤员，听说是中申动的刀，就放心了。
翟文清老人说：
我南下没负伤，在东北3次重伤，两次是腿伤。第一次在安东住院，山坡上一家原是德国人开的医院，除了院领导，几乎全是日本人。第二次在通化，伤员都住在老乡家，医护人员近一半是日本人。江南休整期间，那么多病号，这些人一天到晚地忙啊。对这些人很优待，许多人吃小灶，有马骑，有警卫员，享受团级干部待遇。立功受奖的也很多，听说比例跟战斗部队差不多。他们为解放战争出大力了，应该呀。
一些人还要求入党，这就有些麻烦了。不光是日本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麻烦，关键在于他们曾经是“鬼子”。那时朝鲜人也很多，当时叫“韩人”、“韩国人”，他们入党跟咱们一样，还可以和中国人结婚。日本人可以和日本人结婚，和中国人不行。
李如吉老人说：
我们家在平壤附近，是个大家族，有私塾，几十个孩子在一起读《千字文》、《百家姓》。许多字，像“天”、“地”，那时汉文、朝文都是一个字，同义不同音。1939年逃难到中国，在吉林柳河住下了。我1946年参军后，怕国民党报复，爸爸带着一家人又回朝鲜了。
吉林朝鲜族人多，像我刚参军时的那个“李红光支队”，几乎全是朝鲜族人，后来变成了辽宁独立师，1949年成建制回朝鲜了。有个叔伯哥哥，和我一块参军的，那次回国了。
我是炮兵，炮兵朝鲜族同志挺多，都走了就不能打仗了。
杜博老人说：
打天津纽扣厂，我的警卫员韩林峰受伤了，就倒在我旁边。一颗子弹从眉心打进，从后脑出来，竟然还能说话，抓着我的手还掉几个眼泪，一哭伤口就冒血。卫生员给他包扎，我掏摸他的衣兜，党证在，写着部队、姓名、年龄、职务的纸片也在。那时我们师每人身上都有张这样的纸片，谁牺牲了，一看就明白，不然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