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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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戴传贤还曾向人讲述张静江在护法战争时的壮举。当时蓝天蔚在广州起义，张静江一次就送他大炮4门，步枪3000支，都是他在国外设法买来的。
“民国奇人”的大手笔
世人皆知张静江是倾其所有赞助革命的功臣，但究竟赞助了多少，向无具体的统计。近期笔者通过大量的调查，又参考了为张管理了30年账务的李力经先生的回忆录（《漫谈张静江》），方才有了些具体的印象。这些资料证明，张静江不仅从经济上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又鼎力支持蒋介石。从他到法国创办通运公司，到国民党北伐战争胜利这几十年间，处处都显示了他超乎寻常的经济才干和舍家取义的大手笔。
除了在海外的大笔捐款，在上海时张静江亦是如此。据李力经先生说，辛亥革命时，张静江正在上海。陈英士率兵攻打上海制造局时，张负责后勤供应，为筹措各种军需，两天两夜未合眼。李力经又说，在他担任张的账房后，曾看见有一木箱的沪军都督府的公债票。当时曾有人劝张，可将这批公债票向国民政府索款，但张不同意，说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前就为革命用去许多钱，从未去要过。这些公债票是陈英士在上海起义时的一部分垫款，就更不必去计较了。于是就关照李力经烧掉算了。烧掉的时间是1932年春天，是由李力经亲自办理的。究竟烧掉了多少公债票，也就是说，沪军都督府时期他究竟赞助了国民政府多少钱，已永远是个谜了。
李力经还说，张静江不仅倾力支援革命，国民党中一些高级人物私人向他开口借贷时，也总是有求必应。张在辛亥革命后最初住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的大庆里，后迁至成都路的广仁里，不久又迁居武定路的鸿庆里，最后才搬到马思南路的花园洋房里。
在大庆里时，蒋介石常来向他私人借款，每次二三百元不等。每逢年终时，蒋总要张的账房间抄一账单给他，煞有介事地像要准备还钱的样子，可是从来没见他来还过。其他借钱人基本也是如此。李力经接手正账房时（最初是副账房），发现账面上应收的款项内，绝大部分是私人借款，诸如戴季陶、蒋介石、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都赫然在内。可知这些人见张是个“大手笔”，久借不还已是常事。后来因为这些呆账常年“挂”在那儿，已成为账务上的累赘，李力经就请示张该如何处理，张竟说：“看来都是些烂账，算了嘛，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于是一笔勾销，人们更可以有借无还了。
事实上，张静江并非永远是富翁，相反，他始终在为民国尴尬的财政绞尽脑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08年，他在法国的通运公司，因多次为革命大笔汇款而发生资金周转不灵，当时的同事又以这样的汇款漫无节制而对张静江心存不满，终于导致一些人跟他分道扬镳，另立门户。他的开元茶叶店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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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6）
于是他联络中外友人，筹措举办通易银行，可惜并非所有的人都热心革命，投资者大多热衷近利，取观望态度，终使这个银行流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成为战场，贵族们人心惶恐，保命要紧，中国的丝绸、瓷器、古董等不再是人们争相抢购的奢侈品；况且因战事交通阻滞，张静江在巴黎的生意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不得不再次东归。但那时国内民国初建，南北对峙，袁世凯在北京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时时梦想复辟帝制当皇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的确“尚未成功”，正是需大量用钱的时候。1915年，张静江被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部长，居上海经商筹款，部长职由次长廖仲恺署张代行职权，而张肩上的经济使命就更重了。
革命军队所需的款项是巨大的，不得已，只能以他的信誉和影响，向海外华侨借贷。据1917年1月31日张静江通电各地的报告说，借款的总数已达日金174万、英洋111万，另借日本人久原房之助私人款日金80余万、犬冢信太郎15万、山田纯三郎5万，还有国内借款若干。后来，不仅他在巴黎的开元茶叶店卖掉了，在上海马思南路的6幢花园洋房也卖掉了，全都成了革命的经费。所以后来人们称他是“毁家襄助革命”，实不为过。
事实上，张氏家族中，不仅张静江本人多次向革命大笔捐款，南浔张家的其他人，如张石铭、张弁群、张乃骅等都曾经在张静江的带动下，多次向革命事业大笔捐款。
根据现在的不完全统计，张静江在辛亥革命前后对革命的捐款达到了11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按购买力的比价如果折算成2006年的钱款，大约相当于2000万美元。张氏家族其他成员在这一时期的捐款大约为20万两白银。所以，张氏家族为辛亥革命的捐款总数，大约在130万两白银以上，相当于2006年的2600万美元。
这个数字意味着，张氏家族的捐赠在国民革命中的确意义非凡。虽然国民革命迟早总会成功，但是，在当时如果没有张氏家族的财政支持，孙中山先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通运公司在大家拆伙后还有一段后续的故事——张静江的小舅子姚叔莱（姚蕙的弟弟）仍旧坐镇公司大本营，而原在张静江家里当大菜师傅的卢芹斋和在张家典当铺当“朝奉”的吴启周，他们自行在巴黎先后办起了来远公司和卢吴公司，继续从事文物的出口贸易。也许他们不愿被张静江的革命需要所牵累，也许他们原本与张就不是一条心，总之，通运公司后来是走下坡路了，但卢吴公司却还兴旺。他们中的主要人物除了卢、吴两人之外，还有吴启周的外甥叶叔重（苏州人，人称叶三）。他们的分工是，卢坐镇巴黎销货，吴在上海办货，叶则中间跑运输，他们都发了大财，尤其是卢芹斋，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俨然欧美古玩界的大人物，声名显赫。
这个卢吴公司一直到中国大陆解放才不得不结束在中国的业务，因为他们在国内收货的叶某出事了。叶某因过去的文物走私而判了刑，被送到青海劳改，后来就死在那儿。但是他在解放初向国家捐献的各式文物有3000件，这在上海博物馆的档案中有记载，而且在该馆的捐献者的人名墙上，至今还刻有他的名字。再后来，卢、吴二人也不在人世了，但是卢吴公司仍旧还在，是卢芹斋的后人在经营。卢吴公司在巴黎的那栋仿中国古代式建筑，如今被视为古董建筑而受到保护。
浙江省长上任后的第一件要事
民国初期，当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发动内战，并下令解散国会、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时候，同时在全国通缉捉拿国民党主要人物，张静江也名列“乱党”之列。他本人在南浔镇的住宅被查封，在上海的资产也受到监视，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的族人见势不好，生怕受到连累，因为所谓张静江的财产，有些实为张氏大家族的公有财产，是大家庭兄弟们共有的。为了保全共有财产，族人们曾联名向吴兴县政府呈文，要求驱逐张静江出族，不认其为弟兄，请求备案。这在张氏大家庭中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
5。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7）
张静江时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讨袁运动，风闻“后院起火”，极为震惊，自是牢记在心。
然而事情是发展变化着的，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2年之后（即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张静江又回到了上海，并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当年的“通缉犯”一下子成了政府大员，形势遂大变。据李力经先生说，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吴兴县政府调阅“南浔镇张氏弟兄驱逐张人杰出族”的全部档案，阅后并嘱咐秘书：“此件要传之子孙，存入银行保管箱！”15
此话一出，张氏族人们慌作一团，赶紧摆下宴席，欢迎他衣锦还乡。张静江内心虽未释然，但面子上还是要顺水推舟的，即席作了一番讲演，主要内容是请父老乡亲为革命捐款，他说：“革命是破坏工作，现在破坏成功，我要开始建设了，请诸位多多帮忙！”大家自然一致鼓掌，一致拥护。后来张静江在大办建设的时候，果真借助了不少家人和同乡的经济力量。
至于那一份卷宗，张命李力经一直保存到解放后。1955年有关部门要接管这批档案，连同他所有的股票、合同、单据等档案，均被上海法院取走了，现在大概仍在上海法院的历史案卷中。也有消息说，已经被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囊括去了。
孙中山先生的挚友
陈立夫先生在张静江百年冥诞时写的纪念文章中说：“张静江先生，彼既以其富裕之家资，协助国父革命；复以其豪迈之气魄，协助蒋公主持全国建设委员会，以有限之经费，为国家建造若干铁路，开发若干矿产，成立若干电厂及无线电台，并规划导淮灌溉等大规模工程，为实现国父实业计划开其端。其时政府苟能宽筹经费，听其发展雄才，则国家早已由农业进入工业化”；“静江先生乃国父挚友，其意气之豪，魄力之大，时贤罕有其比，故国父曾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一联书赠，而静江先生对于国父遗教，乃最能信守力行。”16
文中，陈立夫将张静江称之为伟人之一，可见对其推崇非同一般，并且强调了张对中山先生遗嘱的忠实执行。这后一条是在中山先生逝世数年之后的事，足见其于公于私，践诺笃行，表里始终如一的高贵品德，也证明了他不愧为是孙中山先生的挚友。
张静江天生是那种危难当中见真情的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能显现他的品行的高贵。他与孙中山先生相见于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当时同盟会还刚刚在组建，还看不到成功的曙光，眼前最棘手的事情也是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武装暴动要枪、要粮、要子弹，组织部队要军饷，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武装夺取政权就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先生作为一个“赤手空拳”的思想家，革命的先行者，不仅需要钱来组织军队，需要张静江的帮助，而且，有时他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张家关照。
张静江的侄子张乃凤先生在他的《读随笔》一文中曾讲到这样一件事。他说：“孙中山在巴黎时，可能有时就在张静江寓所开会，而且会后住宿在张静江家里。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请看下面的一件事。张静江全家从南浔去巴黎居住时，他们的大女儿蕊英、二女儿芷英可能才五六至多七八岁。那时南浔街上常看到要饭的，南浔方言叫做告化子（南浔方言“叫”字音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