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藏-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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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西藏为他疼痛。忧伤的西藏为了一个活佛的爱情悲剧而愈加忧伤。可以说，由于仓央嘉措的存在，整个藏传佛教变得温情脉脉，人民不是原谅了他，而是放逸了他，激赏了他。西藏的信仰因此而深广，狞厉的神像背后，严格的戒律之下，不可遏止的，是巨大的爱情温暖。有了仓央嘉措，西藏每天都是情人节。
与此同时，仓央嘉措用情爱的眼泪，撕裂了理想与现实决然冲撞的严酷，撕裂了历史与宗教的刻板。宗教流泪了，是悲泪，也是喜泪。他用自己的血肉填平了凡圣之间的沟壑，让宗教与世俗一马平川；用无所畏惧的生命激情尝试了生佛平等的至高境界，实现了佛性与爱情的水乳交融。他给古老而严谨的格鲁派注入了人性的血液，格鲁派顿时显得飞扬灵动，山高水长。这个包容而宽松的宗教，那些浪漫而朴素的教民，温暖了仓央嘉措及其情歌，弥合了西藏的裂隙——尽管历史上各个教派之间为着理念、权力、教民、属地迸发着残酷的争斗之光，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拥戴并沐浴着仓央嘉措这颗爱情的太阳。
仓央嘉措，佛法密宗的最高修持者，永恒不衰的西藏代言，信仰的灵魂。
　　　　　　　　　　　　　　　　　　《伏藏》和《藏地密码》
自杨志军的《藏獒》后，以青藏高原为背景的小说，市场最成功的要数何马的《藏地密码》系列。比较《伏藏》和《藏地密码》：
共同之处：都有西藏，都有悬疑追杀刺激；
不同之处：《藏地密码》以西藏为诱饵，抵达的是刺激。《伏藏》正相反，以悬疑刺激为诱饵，抵达的是西藏。
　　　　　　　　　　　　　　　　　　杨志军和佛教
《伏藏》的背景和藏传佛教的历史，《伏藏》中，有大量丰富的藏传佛教知识和智慧。读《伏藏》的过程，就是一次关于藏传佛教的启蒙。
杨志军在《伏藏》中显现的佛学才识，让人惊叹，是因为他不是宗教外行，而是宗教内行。
杨志军是信佛的，所以他吃素。
但人文社的编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为了给他接风洗尘，常常一如既往地满桌荤腥。倒不是记性不好，是因为杨志军的小说里充满了情爱，甚至张扬到放肆的程度，使人在下意识里以为他和很多眉飞色舞的男性作家一样。到了“请请请”的时候，看他含笑不“请”，才想起来，赶紧点几碟素菜。问他，这满桌荤腥就没有一点诱惑？他微笑摇头。问他或者有反感？他也微笑摇头。
杨志军信教却不迷信，是因为他坚持信仰。他认为人生是苦海，信仰是彼岸，宗教是渡船——但不是唯一的渡船。
杨志军不仅信佛，还研究佛，在青海的著名寺庙里，他有好些佛友。编辑问他的佛学水平如何，他含笑道：小学还没毕业。但审读《伏藏》的藏学家却认为，杨志军关于藏传佛教和西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是专家水平。
　　　　　　　　　　　　　　　　　　杨志军的文学意义
通常，文学界对畅销小说都有“看法”。杨志军的《藏獒》系列，畅销百万，却能获得一系列“纯文学”大奖，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和入围茅盾文学奖，这几乎是少有的文学特例。杨志军价值，在于给滞销的“纯文学”寻觅到一条畅销的路径，给迷惘于读者之外的作家以启发。
我们的“纯文学”不乏思考，不乏才华，却常常陷于自说自话而“自绝于人民”。杨志军最早的创作成就是1987年发表于《当代》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即便九年后获得《当代》文学奖，被公认为西部小说代表作，也没能摆脱无数作家永远的困惑：尊重自我还是取悦读者？那以后，杨志军创作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失去男根的亚当》、《海昨天退去》、《大悲原》、《江河源隐秘春秋》、《天荒》、《大祈祷》等，充分表达了他对荒原对生命对存在的忧思，被不少精英读者叫好，影响却始终局限于狭小的圈子。在轰轰烈烈的商业大潮中，都市欲望文学泛滥，先锋的“纯文学”落寞，杨志军甚至经历了好几年的创作荒。直到2005年前后，他才在长久的思考后顿悟，于是，有了武侠般痛快淋漓的忧愤之作《藏獒》系列，和今天这部悬疑引路的博大的《伏藏》。
杨志军的《藏獒》证明了——鱼和熊掌可以兼得，自我和读者能够共存，通俗的外壳和内在的坚持并不矛盾；尊重读者才能取悦读者，坚守理想更能赢得读者；赢得读者，就赢得了更自由更广阔空间，就更能坚守文学精神。
《伏藏》比起《藏獒》系列，形式更通俗，精神却更深远，想必会引发疑问。但如果有众多的读者因为《伏藏》而增加了对西藏历史的渴望、对西藏文化的兴趣、对西藏精神的探寻和对西藏的热爱，在杨志军看来，承担一些疑问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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